外交风云亲历记-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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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第九部分第117节：周总理与《谈话记录》（2）
当年11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之后高兴极了，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摆在钓鱼台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的办公桌上，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把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
江青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直到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江青才抬起头说：
“好呀，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像不错，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但谁的兴致都不高。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的照片，先问徐和小沈：
“你们看看，这张不错吧，有点侧着身子，光线还可以，就是色彩淡了些。”小沈和徐也就点头微笑。江青又叫：
“小张，你学过点美学吧？你看是否把照片裁短些会更好看？”江青用厚纸盖着下端，上下比试，我走过去看了看说：“裁短就没有手了。”江青又上下比试好一会儿，吩咐小沈给维特克女士写回信。江青兴奋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面。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要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他对我和徐二人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又一天晚上，我和徐来到10号楼，继续修改记录稿。12点已过，已经接近完成了。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后回到江青办公室，她正在打电话，声音还挺大的：
“我的那些个记录，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怎么不快替我看呀？”
“…………”
江青：“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我答应过人家，就得给。”她想做什么像是谁也阻止不了似的。
“…………”
江青又立时换了腔调：“总理呀，你就替我审查吧，不给维特克，那可不行，唉呀，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我真替你累得慌。不过那些个记录，你还是得替我审查。”
“…………”
“一定要给，我不能失信于人，就得这么办。”江青又变了调，横不讲理。
“…………”
“哼，他们呀，就只划了个圈。我说总理呀，不送给维特克我可不答应。”
江青把电话放下，一脸怒色，眼睛都不往这边瞧，我们都默默地坐着。
江青吃过夜宵，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记录在翻看。这本记录中是谈她和毛主席生活的。其中有几段涉及到很多人，还有贺子珍及孩子。
整理记录稿时我将这几段的对话删掉了，徐正读着，江青突然问道：“哎，怎么这部分少了些内容？小张，是你先看过吗？”我点点头。
江青声色俱厉：“怎么？是你改了？谁让你改的？”
“我没有改，我删去一些。”我直直地望着江青的眼睛，倒使江青一怔，她接着追问：“你胆子不小呀，哼哼，你居然敢删我的记录？说说什么理由？”
“那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认为不提为好，何况你用那种语气来谈另一个同志，不大适宜。”其实我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已经许久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又何必再引起新的麻烦呢。所以才删一点过分的小节。我本已想到，会引起江青的怒火，但在广州时已经历过了，怕也无用。她对我已恨在心头。
江青发火了：“有什么不适宜？”
“和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和身份都不适宜。”
江青在室内踱着步，右手拿着支铅笔敲打自己的左手，喃喃自语：“唔唔，我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自己这么说是有点不大好。”然后冲着我说：“这些内容是不能没有的，我和主席结婚是光明正大的。我不能是第三者。”她来回走动，恶狠地突然对我说：
“小张，这段话改为你的语气由你说，我想是可以的。”我真没想到，江青会想出这样的绝招，一时有点呆住了。
第九部分第118节：周总理与《谈话记录》（3）
那座大钟滴答滴答地声音，显得特别响，一下一下像击打着我的心。“我不同意，这又不是我说的话，怎么可以变成我说的呢？”我平静而坚定地说。
江青：“反正要这样的内容，谁说都一样。这对你也无害嘛。”
“我在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呀。还是删掉算了。”
江青顿时狂怒，拍桌子大骂起来：
“好呀，张颖，你就是不听我的，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这是站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你不和我站到一边，就是站到相反的一边，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我看到江青发火，也不止一次了，虽然都是横不讲理，但不像这次狂怒，而且扯到革命反革命的高度。我想这股火也不是单冲我来。我瞪着眼，无话可说。室内空气十分紧张。
“老张同志，你是首长的学生，这些事情嘛是可以说的。难道在延安的时候，你没有听说过吗？何必让首长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位局长想缓和一下僵持的局面，慢声细气这么说。我一闪念，可有了救星，立刻接着说：
“对了，局长同志，你来说这段话比我合适得多，就写在你的名下吧。我是学生，不好谈论这些，而你是江青同志的战友，分量就大不一样了。”张局长一听发了呆。
第二天，我觉得筋疲力尽，请假在家休息。傍晚时分，忽然听到敲门声，一开门，好熟的面孔，一时竟认不出是谁了。
“你不认识我？”客人说。
“是你呀，阿晨。”我走向前紧紧抱着她。阿晨的泪水簌簌下流，直至痛哭。
阿晨是郑君里的妻子，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分住在北京和上海，还是常常见面的。但“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全都成了牛鬼蛇神，彼此也不能通什么消息，只能从各种传言或那时特有的小报上，知道一点彼此的消息。我看着阿晨，这几年她变得如此衰老，消瘦，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不禁悲从中来：
“上海的同志们都怎么样？君里呢？”
阿晨好容易镇定下来：“在劫难逃啊，一个也饶不过。唉，君里君里……他……”又悲痛起来。我倒来一杯水，劝她安静休息一下。
“死了的，也许你已听说了。活着的都在受罪。君里真冤枉，五年前就被抓走了。开始时被隔离在厂子里。有一天深夜，也弄不清是谁，既不像公安又不像红卫兵，闯进了我们家，到处乱翻，什么都折腾了，最后把所有照片，所有写过字的纸条统统拿走，把能砸的都通通砸碎，留下一间小屋子让我睡，其余的房子通通上了封条。1969年初小儿子去探望过，才知道已经被关进监狱。
“关在哪里？”
“哪里去问，哪里去找呵。整整三年没有消息。前两个月，忽然叫我去探视，那就是监狱医院吧。唉！白单子把全身盖着，简直像死人了，只剩下一丝游气，他告诉我，是为了那张结婚照片……”
阿晨饮泣。
“那就是君里、阿丹我们四对，在杭州时一起照的相片。几十年了，谁还留着这些东西啊，而江青就为这些，要把君里他们都置于死地……我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看看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给君里治治病，不然太惨了……”我们两人互相拉着手，默默相对，各自流泪。
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第十部分第119节： 旁听审判江青（1）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这里已经远离那令人窒息的北京城，但心里总装着祖国，时时关心着那里发生了什么。年底，北京在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新的运动高潮，那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虽然国内的消息大都被封锁，但时常还会传来各种信息。江青一伙想要彻底摧毁我们国家的基础，她真想当女皇了。
岁末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次批孔批大儒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并且开了万人大会，炮轰大儒，国内又乱起来了。但江青的做法不得人心，对她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
我被这位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弄得糊里糊涂的。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华人写的，吹捧江青的。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但现在国内也正在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国内的气氛还真有点不一般。全国追查谣言的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得上呢？
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特别去找了小徐，她知道得比较清楚。她说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