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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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所住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发响。龚澎很怕霹雳声，我也睡不着，就想起床和她说说话。突然轰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炸起，接房顶连泥带草往下掉，龚澎忽然下地跑到我床边来。我摸着火柴点上小油灯，这时超俊也从侧门进来。眼看小草房摇摇欲坠，这时旁边住着的工人也过来了，说两边的小房都没有房梁，会倒塌。他两人正想抬龚澎往中间那草屋去，龚澎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了，刚过侧门，我们住的那间小草房，啪啪几声就塌了下来，我们都吓得瞪大了眼。超俊说，老天真是有眼，没有把我们砸在土下。我做出轻松的样子：日本人的炸弹都没敢把我们炸了，老天爷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一看，龚澎还站在那里呢，赶紧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龚澎却大笑起来说：其实我能站起来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该死……龚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朗又率直的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哗啦啦地响。
没有过多久，曾家岩50号的房子修好了，小晒台也给堵死了，二楼那些政工队员也不再出现了。龚澎和我搬回曾家岩又忙碌起来。
第一部分第4节：乔冠华与龚澎相识相爱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时，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了，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接着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让我转告南乔他这几天很忙，过些天会尽快找南乔谈话的。我答应着正要转身，他又把我叫回说：你带点水果和吃的东西去吧。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橘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因为我在文化组工作，让我去探望一位文化名人，是分内的事，但心里还是有点纳闷：既然已调来工作了，恩来同志为什么还这样周到和客气呢？我到了纯阳洞宿舍，见到这位南乔。他听说我的来意，很礼貌地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并感谢恩来同志的关心。他给我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他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我坐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以后我还曾经给他送去过衬衫、袜子什么的，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也常见面，但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说完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在认识老乔之前，我曾读过不少他写的文章。我们虽住在重庆，香港的报纸还时能看到。自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他在香港以乔木的名字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而且很有文采。这种文章本来容易显得沉闷，但他的文章却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可读性，当时我们都很爱读。
1942年他调到《新华日报》以后，正值皖南事变，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争取国共继续合作，反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所以国际问题就不那么突出了，在这期间老乔写的国际评论文章不很多。1943年以后，他就以于怀为名，两周必有一篇国际述评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这些文章当时在读者中有很好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还出版了乔的文集。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大约1945年后，老乔才正式调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也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 。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如今胜利了，但却是民穷财尽，满目疮痍。人民多么希望有个和平环境，重建祖国和家园。中共派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情况都十分关注，国外新闻机构派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大大增加，国外使团人员也多了。我们在重庆原有南方局外事组的人员也增加了，而龚澎仍然是主力。她奔忙于记者群中，大力宣传我党主张和平的方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恩来同志与国外人士以及新闻界的接触也大为增加，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时候，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还是其他外国朋友，都是龚澎陪同作翻译，这就使得龚澎更加繁忙了，同时在外国人士和新闻界中，她更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了。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吧，龚澎的身份是记者或翻译，实际上已经是我党的“新闻司长”了。
第一部分第5节：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
194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员也随后到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成立了办事处，并设有周公馆。为恩来同志工作方便，我党当时在上海也设立了周公馆，即上海马思南路107号。1946年，龚澎、乔冠华和部分外事组人员住在马思南路，那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都在上海筹备出版，所以我也到了上海。可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批准《新华日报》出版，我就在《群众周刊》任记者和编辑，同时也在上海文委从事文化工作，也住在周公馆内，和龚澎夫妇朝夕相见。那时龚澎和老乔领导几个青年同志，除了每日向国外和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出大量新华社电讯稿，还办了一个外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可能是我党最早发行的英文刊物。刊物主要对外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刊物在国外极受重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国内的和与战十分关注。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根本就没有真实的报道，有的只是谣言，国外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龚澎他们办的《新华周刊》，虽然坚持我党的立场，但有各种消息，报道也都比较客观真实，所以很受国外人士欢迎和重视。这样，有关我党和解放区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世界各国。这种情况使得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于是下令《新闻周刊》停刊，邮局更不予寄出。这样一来对外宣传的渠道被封死了。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区，一部分有掩护条件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则去香港开辟新的工作。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恩来同志离开南京以后，我们有十数人乘坐轮船从上海去香港。
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本来有一定的基础，但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的同志几乎全部撤回大陆。1946年再去香港开展工作，困难必然会多一些。记得初到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先是各自投亲靠友分散居住，一个多月以后在铜锣湾租了两层公寓楼。那时那一带还是很荒凉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得多了。龚澎一到香港即着手筹备出刊物，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乔在香港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对办刊物能起到很大作用，乔在香港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不少文章。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刊物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解放区的进步摇旗呐喊，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了，但条件仍是很艰苦的。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好在香港没有国民党特务捣乱和审查关卡来束缚，大家觉得天地开阔了，心情舒畅了。放开手脚干工作，也使得龚澎、老乔夫妇精神振奋，生气勃勃。有时我上一层楼去看望龚澎，她虽然很劳累却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乐观情绪。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至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第一部分第6节：1957龚澎下放北京房山县劳动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的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她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是对外宣传队伍中的先驱，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她广交天下朋友，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勤奋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吸引人的魅力，得到国外新闻界人士的尊敬，树立起了一个外交官的形象，也为新中国未来的外交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那时可说百废待兴，外交干部很缺，新闻司仅有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对外交工作都缺乏经验，工作伊始困难重重。龚澎自己有多年涉外工作经验，同时她又是一位有组织才能的领导干部。她首先考虑的是要有一批好的外交干部，这需要她在实践工作中培养，更需要正确思想指导。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报告。龚澎组织大家认真深入学习，理解体会周恩来总理报告的原则精神，认识清楚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点是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强权政治的影响。这与近百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是处处时时都不能忽视的。龚澎还特别强调外交干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时时都不能忘记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国家。她告诫大家，新闻司的干部，在对外活动中每个人都是发言人，即使说无可奉告也是一种表态，必须慎重。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都留下深刻印象。建国之初，乔冠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代司长，正司长由夏衍担任，但夏衍在上海市有更重要的工作，一直未到外交部赴任，为此老乔心里有些耿耿于怀。
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我听说龚澎下放北京郊区房山县劳动，而我在那段时间也很紧张，也在接受批斗，虽然我们在无量大人胡同住在楼上楼下，也很少时间交谈。1958年我们都搬到报房胡同新楼。龚澎已从农村劳动回来。而我却一直到1959年党内反右倾斗争时还一直过不了关。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