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顾炎武(清)-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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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周书》皆无志。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二、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
○史文重出《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千中多一侯矣。
《续汉·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汉书·吴王濞传》：“吴有鄣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後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误多一“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後汉书·皇後纪》：“桓思窦皇後父讳武。”後父不当言讳，“讳”字衍。《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则此“毛”字明为衍《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史家误承旧文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王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异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已亥，晋王讳来朝。”《张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後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三同志·魏後妃传》注：“甄後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子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後周书·柳庆传》：“字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往往杂见。
《文选》任《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合称名，而改为公、王，亦其臣子之辞也。
○晋书《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考，一篇之中“帝”、“贼”互见。《天文志》：“虚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冢宰当作“冢人”。又曰：“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家宰矣。
《艺术传》戴洋言：“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顾荣传》前云“友人张翰”，後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後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考廉入洛”，《周凯传》：“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作“句摩罗耆婆”，後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宏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宋书《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
○魏书《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缰’，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缰”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缰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缰，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即其例也。○梁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讳“”，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
书中亦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山”为“武丘山”，《何点传》则为“兽丘山”。
○後周书《庚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诸”之误。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瞄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晋奔吴，至傈阳，逢女子獭水之上。子晋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诸曰懒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隋书《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後汉明帝，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余矣，不堪再使绝域也。盖本之陶隐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久著，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突厥传》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史一事两见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後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今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伦敦亻隽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深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後二千石皆于厅拜词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徵为右什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南史·萧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後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
○旧唐书《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後”，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郑从谠，刘邺、张睿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後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後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旧唐书·高宗纪》：“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天後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後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後张氏”。曰“追废”，则张後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