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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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要作详细的研究。
四、关于外交政策问题。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并设法要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够团结安定,蒋对这种意见说:“这也可以。”又一再说,对于中日问题不能忽视,必须与日本亲善合作。不过认为怕还很难做得到。
五、关于特殊建制的问题。他们对蒋说,有人建议,蒋今后对国民党领导的方针,该重新考虑考虑。认为他应该放弃和中共做军事斗争的企图,而移作政治方面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体制,所以国民党可能是一时执政,一时在野,不能再存有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或由国民党作主体来执政的观念。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实行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正确走向。”蒋听了这些意见后说:“恐怕共产党不愿意,我们也不容易做得到。”为了叫李宗仁安心,蒋介石还表示:他必极力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所负的责任,也就是他的成败。说得冠冕堂皇,大有披肝沥胆之态。又说他不会再度出山,一生都不会。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却表演得维妙维肖。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数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相当满意,自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彼,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所击碎。
李宗仁南京政府经过一阵紧锣密鼓地准备,前后举行四次正式会议,关于对国共和谈,作出了如下决定: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因为其时该会已迁往广州——作者注)。
二、为指导和淡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联席会议公推委员3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谈八项条件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南京政府又把这几次会议所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和谈的依据,其全文如下: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一、双方既确认和平商谈解决国事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征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之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之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既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开始商谈之前,就地停战,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让步之原则性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求核夺。
南京国防部对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是: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之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护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虽然国共双方的代表还没见面,谈判还没有开始,但它已是要注定失败的一次谈判。
司徒雷登后来曾悻悻地说:从4月1日开始的和平谈判,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愚人节”的笑话。但是,只要谁看过上面那些南京方面为谈判所准备的材料,亦即连这位美国大使当时也明白的材料,也就知道:这场笑话,是美、蒋、李所共同炮制的。但并不是中共把他们当作愚人,而是他们把中共看作愚人了。
张治中在率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和屈武怀揣南京政府的“腹案”,又赶去溪口,征求了蒋介石这位“普通国民”的意见。
在张治中这次“溪口之行”中,蒋介石对“腹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阴阳怪气地说:“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苦,要当心哪!”言毕,再不谈“腹案”的事。
这一日蒋介石仍是优礼有加。临别前,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之际,又表白似地说道:“文白,你知道,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张治中见蒋介石精神比较愉快,为了不虚此行,紧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介石想了想,又是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斟酌吧。”这话说得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反对,张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深感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仿佛得到了保证和鼓励,倡和气氛迅速热烈起来。次日,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中从未有过的热情场面。面对观众的热烈情绪,却使张治中心中更加苦闷,他不得不在此时极力去主和,去劝说更多的人赞成和谈。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异常清楚,此次和谈实在是凶多吉少。
下面一段话,是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录下的他与上海《新闻报》记者俞树立的谈话。表明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俞问:“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
“。。是的,当前形势十分险恶。”“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有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您对中共怎样估计?”“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张治中已断定,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极端苦闷的张治中看到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呼喊:“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4月1日,张治中怀着极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还是如期举行了。思前想后,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滑稽也颇耐人玩味的一幕。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下午3时飞抵北平。中共派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在机场迎接。
据后来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回忆说,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中共没有一个要人在机场迎接,机场上冷冷清清,正好与4月的北京天气相吻合,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扑面而来,真正体会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当初,当年张治中往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各要人均在机场欢迎。大有彼一时,此一时的没落之感。
其实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埋怨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政府,在重庆欢迎毛泽东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谈比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员。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团安排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去住,后来考虑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们安排在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在整个谈判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双方和谈还未正式开始,中共为了给南京政府的美梦泼点儿冷水,给代表团的成员指明一条正确的谈判道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说: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效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效军总是要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当时在南京对“划江而治”充满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到此时,才彻底绝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梦。
4月7日,李宗仁抱着再试一试的侥幸心态,通过南京代表团致电毛泽东,称:“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剽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惟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恢,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捆,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从李宗仁的这封电报看,“悱恻”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实仍心怀叵测。
电文中称,“如所谓战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辞。真意是不愿接受此项条件。毛泽东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连续三次使用“战犯集团”词语,发动内战,使数百万中华男儿死于战祸,决非“一身”所能为的,它是一个阶级的集团,对此是不能迁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实为本阶级开脱发动内战之罪责。
电文中还称,“世界风云,日益诡谲”,这分明是在恫吓。把美国人当作救命稻草,蒋、李如出一辙。他们都把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最好是美国能以军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军渡江,他们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他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