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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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家长制又一次发作。团中央的意见书最终被禁止宣读。
７月１２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
８月７日，在汉口三教街４１号（今鄱阳街１３９号）二楼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共领导班子，确定了新的战斗纲领。在毛泽东等人发言之后，父亲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3）
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廷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北伐结果，唐等势力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中说ＣＰ与ＣＹ意见冲突，主要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
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父亲在列举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事实后说：“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作用。”
在谈到改组党中央领导时，父亲说：“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对陈独秀，他不无尖锐地说：“老头子应去莫”，其意是要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莫斯科去。
最后，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陈独秀“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这就是会议对父亲的赞扬。在这次会议上，２３岁的父亲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1．初到中共中央机关（1）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了２８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大事变。这个大事变造就了逐渐成熟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大事变占据了父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全部生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走进中共中央领导层的２０余年。对此，我是在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十年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父亲自１９２５年１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就常参加党中央的会议。１９２７年党的“五大”后，他也经常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偶尔也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这大都是作为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从严格意义上说父亲参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是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背叛使中国大革命夭折，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斩尽杀绝，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秋收起义原计划是以占领长沙为目标。中共湖南省委定于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６日举行长沙暴动。当各路起义队伍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夺取长沙计划，将队伍改道退到萍乡看情况再定。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实际情况，于１５日晚决定停止次日暴动。
不料，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的强烈反对。他在指责省委的同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称：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逃”，并对起义之初的战绩作了蓄意的夸大。他要中共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湖南工作。
１９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派父亲“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动摇。”次日，父亲即启程。
２２日，父亲到达长沙，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按临时中央指示精神改组省委。并于当晚向中央书面报告，分析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原因，指出：“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鉴于株洲、萍乡铁路方面暴动已完全失败，平江、浏阳已不为工农军掌握，长沙有敌军九千余布置严密，能起来暴动的群众仅千余人左右；湘东初败，很难立时反攻，此时立即发起暴动“必大遭失败”。特向中央建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并同马也尔一起拟定《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指出：今后工作“原则还是进攻的”，但一定要有“相当时期准备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得太近乎于自欺）”。
父亲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客观上拥护了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当然，父亲当时对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也会有历史的局限，但是，他是尊重事实的，处理问题是审慎的。
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湘，调父亲回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利用这一机会，父亲回老家湖南湘阴探亲。
这是父亲自１９２０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赴莫斯科东大以来第一次回家。
故乡青山依旧在，却平添了祖父的坟冢；秋风无力吹黄天井里栀子的绿叶，岁月却让祖母的青丝染霜。
在家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父亲恨不得包揽祖母的全部操劳：担水、烧饭、打扫房间……为了感谢亲戚朋友多年对家庭的照顾，父亲特意以为祖母作５０岁生日为由设家宴，宴请大家。
1．初到中共中央机关（2）
父亲还想为祖母做更多更多的家务，然而，他必须走了。祖母不善言谈。父亲临行前一日，祖母只说：“我留不住你。”说罢，坚强的祖母，强收住已淌下的泪水。她给父亲雇了一抬轿子，从唐家桥抬到白水火车站，往岳阳方向去了。
祖母和父亲却没有料及，这一别竟是永诀！尽管后来母亲把我和大妹远征先后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但直到祖母去世，父亲也没有机会再见到祖母！
父亲回到武汉，中共中央已迁至上海。１０月１９日，父亲接到通知：务必于１１月７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紧急会议。
这一阶段，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对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而对中国实际国情不甚了解的共产国际代表更作出了许多错误指导，“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通过１１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段时间内对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
盲动主义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的损失。仅团员即由团“四大”时的３？郾５万人减少到１万余人。
有过亲身考察湘东暴动实践的父亲经过冷静地观察思考与分析，终于在１９２８年１月完成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第４期），批评盲目暴动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暴动行为，探讨失败原因，总结策略方法，视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工作方针。
父亲批评“一切斗争皆成暴动”的观念非常危险，“极容易走向冒险主义或玩弄暴动的错误。”
父亲特别强调“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才有机会做，便是极大的错误。”“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真等于革命的罪过！”
他分析各地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群众本身既无有效组织，更无暴动夺权意识。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
父亲的文章发表不久，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又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批评盲动主义和罗米那茨的错误。４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收到上述决议案后，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通告，承认中共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
大约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底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率先提出从团中央调人到党中央工作。此后几个月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等都曾提出调父亲做党的工作，瞿秋白倾向父亲到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在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
不久，父亲正式调到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
2．留守·被捕·到苏区（1）
父亲到中央工作负责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和李维汉、罗登贤在中共“六大”期间留守国内（从１９２８年４月到９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止），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中央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从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可以上去。留守中央就在它不远处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他们每天上午９点碰头，处理日常工作。
如果说大革命时父亲主持团中央工作是他走上政治家、组织家道路的开始，那么，留守中央，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则是历史向他提供了一个实践锻炼的机会，这一年，他２４岁。
革命陷入低潮后的种种问题一一摆在父亲的面前。留守，不是被动的支应；留守，要指导各省工作，要制定事关全局的策略方法……父亲开始了较之作为团中央总书记时更高层次的“亭子间指挥革命”。他们除了及时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大”期间来自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指示外，更多更具体的是对国内的现实问题作具体指导。
为了复兴被大革命失败严重挫折的工农运动，他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提出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在斗争中获得工会的群众，以形成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整顿与发展农村工作，防止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倾向，注意城乡及各区间配合发展等等。
为了开展军事运动，父亲代中央改定《军事工作大纲》（第五十一号通告），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应当大批地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中心成分；红军士兵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一律平等；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苏维埃派政委负责红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代表。苏维埃的军委即党的军委，是这一割据区军事最高机关，等等。
为了党组织适应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减少牺牲，同时又能扩大领导斗争的力量，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总结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规定了从组织形式到活动方式的一整套办法。这些办法下达后，对于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曾这样评价此通告：“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父亲还根据各省委书面工作汇报和与负责人谈话等形式了解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与留守的其他同志讨论研究，将结论形成书信方式传给对方，个别指导工作。我从《任弼时年谱》中就看到他曾复信顺直、河南、江西、浙江、安徽、满洲等数省省委，涉及党内外各种问题。９月初，新中央开始工作，留守结束。
对那一时期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