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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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１９２０年暑假。父亲为了寻找毕业后的出路，和肖劲光一起滞留校中。生活使他们早熟。他们深知中学毕业后，各自的家庭都绝无使他们继续深造的经济来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去奋斗。
“五四”运动爆发后，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湖南学子纷纷响应，仅长郡中学两年之中就有２８名学生整装西行。长郡校友，也是中共老一代革命家的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均在此行列中。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老师萧三也是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
那一时期，青年学生向外求得工读和学习机会的潮流颇盛。
一天，父亲外出归校，很兴奋地对肖劲光说：“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肖劲光忙问。“到俄国去！”父亲答道。原来，父亲路遇同乡任岳，得知最近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任岳就读的船山学社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的一员，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
4．“五四”前后（3）
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酷暑难耐的苦夏，犹如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徐来。中午，两个好友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去不去？再有两年就中学毕业了，文凭要不要？他俩思索着、商量着。最后，横下一条心：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到苏俄勤工俭学。文凭，不要了！
是年８月，我父亲和肖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六人一起，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作赴苏勤工俭学的准备。应着时代的召唤，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这一行三湘学子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
江风徐徐，翻开了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的一页。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铭德里）６号。
一个典型的石库门房，魏碑体白底黑字的“外国语学社”牌挂在门口的墙壁上。这里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地方，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以公开名义招生的“学校”。实际上学员大多数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介绍来的，负责人是杨明斋。
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父亲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并且，第一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和肖劲光等几个人在贝勒路（今黄陂路）租了一个亭子间，睡地板，吃包饭。
学社的课程主要有两科：俄文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俄文课由王元龄任教。她是老同盟会会员王产祺之女，毕业于哈尔滨俄文学校，是被陈独秀邀请来的年轻女教师。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任教，这是父亲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第一课。
平时，他们上午学俄文，每周一次听陈望道宣讲《共产党宣言》，即封面印有大胡子马克思像的《宣言》。下午，他们大多为“中俄通讯社”和《劳动界》杂志做誊写、校对等工作。
在外国语学社，父亲结识了几十位时代青年，俞秀松、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谢文锦、彭述之、廖化平、许之桢、傅大庆、马念一、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后来，他们当中有的像父亲一样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成为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也有个别的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
１９２１年春，经过８个多月的学习，父亲一行准备启程了。全新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新兴社会制度，对父亲的吸引太强烈了，他放弃了国内的个人谋学的机会，而主动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与义务。
行前，他复祖父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
父亲大人膝下：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世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唯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4．“五四”前后（4）
昨胜先妹妹来函之云陈宅有北迁之举，不知事可实否？仪芳（即母亲陈琮英——作者）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前虽函促达泉大哥，彼对儿无正式答复，可怪！……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一涌现面前。
父亲为我的祖父祖母一生为衣食辛苦奔走而泪下，祝愿他们健康长寿；他一心希望未婚妻能有机会读书……为此，他必须投身为创造“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而冒险奋勇的事业！
遗憾的是，最终祖父、祖母都未能看到父亲事业的成功；骄傲的是，经２８年的奋斗，父亲与他的同志终于实现了青年时代的追求。
5．莫斯科“东大”（2）
学习是紧张的，物质生活更是极为艰苦的。因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日用必需品供应高度紧张，粮食极端缺乏。不得已，全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一切人的劳动报酬就是面包，而且是黑面包。享受最高待遇的是红军，列宁也不过如此。而“东大”学生正是享受这最高待遇——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吃一小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吃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午饭还有一勺汤，偶尔放一点咸鱼。衣物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父亲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却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鞋、一件很薄的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缀一颗红五星，这就是他的全部御寒衣物。
这样的生活到１９２３年以后随着全苏经济好转而改善：不再吃黑面包了；穿上了统一制作的虽粗糙，但厚实的黑呢衫裤和大衣；每人每月的零用钱，也翻了一番，增至３卢布。
艰苦的生活中，也曾出现过一次“奢侈”。
１９２２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此，共产国际慰问中国留学生，每人发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可算是难得的珍品了。这天，父亲、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几个湖南籍的同学凑在教室里，围在取暖的大火炉跟前找来一个盛开水的大罐子，把几样食品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吃了一顿名副其实的大杂烩；饭后，肖劲光看着一扫而光的大水罐，不禁说道：“这顿饭，恐怕要叫我们记一辈子哟！”
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这次大会是为对抗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开幕的帝国主义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而召开的。根据共产国际会前通知，中国派去了除共产党的代表外还有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为团长。父亲和刘少奇、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中国留学生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这是父亲在旅居莫斯科期间第二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年轻时父亲性格很活泼、思维很活跃。特别是旅居异国，对国内来的代表，更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会议期间，只要稍有空闲时间，他就去探望代表们，并与代表们探讨革命理论，利用星期天陪代表们参观莫斯科市容，并想尽一切办法款待代表同志们。
这期间，全苏尚未从饥饿中摆脱出来，尽管苏联人民节衣缩食，把最好的食品供给会议代表，但人们仍难免受饥饿的困扰。一天，张国焘、高君宇、王烬美等中共代表正在宿舍休息，父亲、刘少奇、彭述之等８名同学捧着一盘马铃薯来了。一进门，不知谁大声地说：“同志们，对不起，实在没有好吃的，就请用一点马铃薯，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心意！”在座的代表们愕然了，他们深知这盘马铃薯的分量，这必定是几个同学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非任何贵重物资所能换到，是同志们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直至几十年后，被慰问者仍满怀异常亲切的感情深切地记忆着。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７日，中共旅莫组召开会议。由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为中共正式党员。
如果说“东大”艰苦的物质生活对父亲是一种革命意志的磨炼，那么，旅莫支部的政治生活则成为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锤炼革命牺牲精神的熔炉。
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开始于旅欧支部派员赴莫斯科后。
１９２３年４月的一天，父亲偕王一飞、萧三等人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在熙来攘往的旅客中迎来旅欧支部第一批赴“东大”的同学：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佘立亚、袁庆云、王凌汉、郑超麟、高风、陈九鼎等１２人。异国他乡迎同志，自是别有一番亲热劲儿，尽管他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父亲挽着新同学的手，揽着新同学的腰，大踏步地一路走、一路用他特有的高音向同志们介绍“东大”的学习和生活。
5．莫斯科“东大”（3）
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１３人增至２３人，占当时中共党员总数的５％，团员亦达３５人。随即，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成立了支部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及《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规定了政治理论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范围，开始了对支部成员的严格教育。
不久，“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东大”，同学们群情激愤。父亲当年的老师，今日的学友萧三和另一同学当即合写了一个剧本《二七罢工》，反映这一动人心魄的事件。父亲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五四”时期宣传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样，登台参加演出，向全世界无产者宣传。他们在“东大”礼堂、在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疗养院……迎得各国各民族及老共产党员的掌声，赢得了世界无产者对中国工人阶级兄弟般的声援。站在舞台上的父亲感受到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也感受到青年一代革命者肩上担子的沉重。
１９２４年１月，莫斯科，一个极其寒冷的冬月。
２２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和苏联人民一样，悲痛万分。拾起搁置数年的画笔，注满崇敬、爱戴与痛悼之情，描摹领袖肖像，放在自修室和宿舍楼梯口，供大家瞻仰。
列宁逝世后，考虑到人民对伟大导师的沉痛哀悼之情，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厦大厅三日，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向列宁告别。
可能因父亲俄语讲得好，也曾担任中国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人熟悉的缘故，他得到可以随“东大”支部局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父亲找上萧三一同去了。
荣幸的是，当他俩随队伍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时，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灵”。这是葬仪中一个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４人，每次５分钟。４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父亲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