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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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习用汉语，作为人们交际的共同语。
清代回族分布在全国的许多地区。各地的居民，往往在乡村中自成聚落，在城市中也多形成聚居的街坊。居住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回民，多是小商贩和手工业工人，也出现了不少富商大贾和乡绅地主。在云南境内，以昆明、大理为中心，北自昭通、会泽、巧家，南至开远、蒙自、石屏，东起曲靖，西达保山、剑川的广大地区里，逐渐形成了许多回族居民点。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经营商业和矿冶业。在云南对四川和缅甸的贸易中，回族商人是重要的经营者。陕西、甘肃地区的回族，人数最多，西安城内回民数千家，有清真寺七座。长安、渭南、临渲、高陵、咸阳、大荔、华州、南郑等州县，回民聚堡而居，人口稠密。甘肃东部，从宁夏府至平凉府，布满“回庄”。天水、秦安、通渭、渭源、临桃、西宁，以至甘肃西部的张掖、酒泉等地，也都有回族聚居的村庄。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与当地汉族农民共同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工程，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天山南北，所谓回疆（光绪时建省，始称新疆）地区的城镇中，也有不少回族居民，与当地伊斯兰教各族居民杂处，经商贸易。
甘肃省（包括今属宁夏的宁夏府和今属青海的西宁府）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民，大都聚居在彼此孤立的村落中，大者数百户，小者十几户。各村镇的居民，自行聘请阿匐主持宗教事务，根据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凡有财产与收入的人，除生活开支外，如有余存则货，都要按照一定比例向“天库”缴纳“天课”。“天课”由阿訇负责接收保存，形成为叫做“阁的木”的教坊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回民向教坊缴纳的“天课”日益增加，阿訇除用以生活外，还可动用购买土地，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耕种。一些以宗教为职业的阿訇，开始转化为宗教地主。尔后，教坊制度又演为“门宦制”（花寺），由门宦教长管辖各教坊。教长子孙世袭。
一七八一年，甘肃回族与撒拉族人民在苏四十三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见前节）。
撒拉族 禩清代居住于循化厅境。清人称为回民撒拉族或撒拉回。他们的祖先在元代来自中亚，定居于此。信奉伊斯兰教，语言属突厥语族。定居后，多习汉语。明代，实行土司制，部落首领受任为千户、百户。清雍正时，以聚居的若干村落组成一“工”。称外八工、内五工。和甘肃回族一样，在教内实行门宦制。一七八一年，与回族人民举行起义。起义领导者苏四十三即属撒拉族。起义失败后，清廷将十三工改编为上八工、下八工。
东乡族 居于甘肃河州东乡，又称东乡回。因其祖先出于蒙古，又称“蒙古回回”。奉伊斯兰教，通用蒙古语，但形成独立的方言，夹入不少阿拉伯语汇。从事农业耕作。清乾、嘉时，约有十余万人。
保安族 清人称为保安回，也是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通用蒙古语，保留了元代蒙古语的某些成分。明代驻于陕西临桃府保安站。清乾隆时，改隶甘肃兰州府循化厅。人口仅数千人。今称保安族。
土族 自称蒙古或察罕（白）蒙古，自认是元代蒙古贵族的后裔。明代居西宁卫，清雍正时设甘肃西宁府，居地在府北威远堡一带。奉喇嘛教，操蒙古语，形成蒙古语的一种方言。与汉族杂居，多通汉语，用汉文。清初仍沿明制实行土司制度。泛称为番族。今称土族。
（五）藏族
藏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清代各族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西藏地区分为卫、康、藏、阿里四个区域。卫即元明时代之乌斯藏，以拉萨市达拉宫为中心，又称前藏或中藏。康即喀木地区，以察木多（昌都）为中心，与四川邻界。藏即后藏，以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为中心。阿里地处西北，即元明时代之纳里。早在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即应邀前来北京，与顺治帝会见，接受清廷的封号。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封授五世班禅，命其管理札什伦布寺后藏地区。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又封授七世达赖主管前藏。乾隆帝击退喀尔喀后，制定善后章程，进而确立西藏地区的统治制度。
早在雍正时，清廷平阿尔布巴之乱后（见本书第九册），即规定留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分驻前后藏，领兵镇抚。乾隆时，进而确定“凡卫藏事务，皆命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裁决。”（《高宗实录》卷三七八）善后章程更规定清廷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督办西藏事务，并依金奔巴瓶掣签制，监督达赖、班禅及大寺院活佛的转世。西藏地方执政机构称噶厦，设噶伦四人（内一人为喇嘛），在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主持下，共同处理政务。军官称戴琫，一戴琫领兵五百。管理寺院仓储财务的僧官称仓储巴（商卓特巴）。清廷规定噶伦为三品，戴琫、仓储巴为四品，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奏请清廷授任。嘉庆时，噶伦策拔克与成林侵吞公产，相互攻讦。嘉庆帝曾将二人革职，发往回疆效力。
前后藏地区以外的藏族，分布于四川、云南和青海、甘肃等地，清廷封授当地土司，并分别设置官署统治。巴塘、里塘在康熙时附清，雍正时隶属于四川，分设宣抚司，正副各一人。里塘各部落置长官司、百户，巴塘置百户。德格雍正时设安抚司，后改宣慰司，是四川藏族地区最广的土司。瞻对分上、中、下，各设宫一名。上瞻对、中瞻对为长官司，下瞻对为安抚司。明正设宣慰使司，乾隆时因征金川有功，授二品顶戴。大小金川在乾隆时被征服后，设懋功厅统治。其他部落也各设宣慰司或安抚司。云南中甸、维西两地，雍正时分别设厅，乾隆时隶丽江府。
青海蒙古和硕特部控制的藏族居民，在清廷征服准噶尔及和硕特部后，统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藏族聚居于黄河以南，凡四十一部，封授指挥使、同知、佥事，下授千户、百户。甘肃境内的藏族则由兰州府、凉州府及巩昌府属的岷州和洮州厅直接统辖，封授土司。官家（官府）、寺院和世袭贵族，号为藏族的三大领主。耕地和牧场都集中在三大领主手中。管家是全部土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并且直接占有大量庄园称为“雄豁”，出租给农奴耕作，收取地租。寺院是宗教中心，也是掌握政治、经济的中心。乾隆时理藩院统计，前藏有寺院三千一百五十处，喇嘛三万余人。后藏有寺院三百二十六处，喇嘛一万三千余人。拉萨的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号为三大寺，各有喇嘛五千人左右。各地大小寺院都占有多少不等的庄园称为“却豁”。大喇嘛并占有私人的庄园。各地新老贵族约有二百余户，大贵族可占有几十处至百余处庄园，称为“该豁”。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差巴和堆穷，从事畜牧业的牧奴以及担当家务劳动的朗生，构成了藏族的被压迫阶级。
差巴，意为当差的人，是藏族中人口最多的阶层。他们领种领主的一份差岗地（份地），要自带口粮、农具、牲畜在领主自营的田地上耕作服役，称为服内差。从下种到入仓，都是在监工的皮鞭下集体劳动。还要负担各种杂役，如砍柴、割草、背水、磨糌粑、打酥酪、喂牲口、运货物、当随从等等。有手艺的人要为领主制造各种用品。除内差外，差巴还要应官府的外差，包括为官府兴建房屋、道路、沟洫等工程。
堆穷，意为烟火小户。他们领不到差岗地，不应外差，只能耕种极少量的耕食地。若是领种领主十克田地，就得出三百天工，替领主耕种自营地，作为劳役地租。他们对领主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生要登记，死要除名，婚嫁需要领主同意。领主可以随意转让、交换、买卖堆穷。
牧奴也和农奴一样依附于三大领主，在领主牧场上为领主放牧牲畜，或放牧自己的少量牲畜，向领主交纳牧租。凡是有牛一头，或绵羊十只、山羊二十只，每二年还向官府交纳税银。达赖官府每二年征收的税银达三万两之多。另外，还要按牲畜多少为官府服差。
朗生，意为“家中饲养的”，即家奴，主要担当领主的家务劳动。他们多半是从差巴和堆穷中破产而来，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权利，完全被农奴主占有，子女也继续为奴。
在清代藏族中，差巴和堆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朗生人数已很少。
藏族自唐代以来，即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逐渐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藏文化。与宗教相结合的藏文化，包括天文、历算、医学、建筑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许多领域，多能自成体系，独具风格。文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以及民间故事等等，更具有显著的特色，丰富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藏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西藏南部门隅地区，住有人数不多的门巴族（现有四万人左右），通用藏语和藏文。自清初，即处于达赖喇嘛统治之下，向西藏官府交纳赋税，服差役。奉喇嘛教。
门隅以东的洛渝地区，有珞巴族（现有二十万人），清代文献称为洛渝人。藏人称他们为珞巴，义为南方人。语言与藏语同属藏缅语族，但与藏语不同，形成独立语种。无文字。五世达赖时，即声称洛渝人等“入我冶下”。山西藏官府统治。从事狩猎。无佛教寺院，只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在四川阿坝一带，汉藏两族之间，居住有羌族（今有八万余人）。语言同属藏缅语族。无独立的文字。多通汉语、汉文。与汉民杂居，从事农业。清代泛称他们为蕃族。今定名为羌族，确认为古代羌人的支裔。羌族多信巫术，只有少数人奉喇嘛教。
（六）彝族与云南诸族
彝族 即元代之罗罗，清人或作倮罗、倮倮。元代的罗罗斯宣慰司，明代改为建昌府，设五卫，与马湖路（府）同隶于四川。乌撒、乌蒙宣慰司，改设乌蒙、镇雄、乌撒、东川四府，也隶属于四川。亦奚不薛（水西）宣慰司，改为贵州宣慰司，隶属于贵州。云南境内滇东地区的云南、澄江、楚雄、临安、曲靖等府，改设流官，由明廷任命知府、知州，统辖当地彝族。广西府、寻甸府、武定府、蒙化府等，仍设土官，由当地彝人首领任知府、知州。
清初，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乎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云贵总督鄂尔泰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遭到彝族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明万历时，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雟、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雟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乾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自雍正时凉山地区隶属于叙州府，清廷即自称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黔南识略》卷二十六说，“大约田多而佃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夷民俱听土目管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然。”土目占有祖上报垦或购置的私田，按亩收租，经常借口佃户欠租，夺田另佃。
乾隆以来，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