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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清官册-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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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家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人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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