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子兵法同步思考-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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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打仗，不可能一面打仗，一面耕作。在吃饭不能等的时效压力下，一定得就地征粮、取粮！这一来，愈近战场的地方，粮价就愈贵，愈贵则附近百姓愈要花更高的价格买粮。这一来，就搞穷了；一穷就没钱纳税；政府向老百姓收不到税，国家机器就会运作不下去；越收不到税，就越急着收税、征役（丘役的意思就是赋税、赋役）。不断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
国力弱了（力屈），财力竭了（财殚）；由外而及于内，最后连首善地区的富户也开始由富转贫。连锁反应下，军费的支出，占去了老百姓日常用度的七成。
老百姓如此，国家呢？也好不了！
战车损耗，战马疲弱（罢，古文同“疲”）。甲胄弓箭、器械盾牌、以牛为动力的大型辎重车，所有开销、补给加起来，占去国家总开销的六成。
把这些账算一算，就可以知道因粮于敌的重要性了。
所以，聪明的将领一定要尽量因粮于敌。吃掉敌人一锺粮，等于吃掉国内二十锺粮；因为从国内运粮至战地，拢拢总总成本加起来，成本将暴涨达二十倍。消耗掉敌人葱秆（可做马料，也可做燃料）一石，等于消耗我方葱秆二十石；这一来一回，不但大幅节省了后勤的花费，相对也削弱了敌人的力量。
故杀敌者，怒也。
让士卒奋勇杀死敌人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怨。
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战（3）
田单以怒敌战术致敌
战国时代，田单守即墨孤城时，先是用反间计让燕惠王以骑劫代替乐毅，然后用各种不同方式激励城内居民同仇敌忾的士气；采用的就是“制造对敌人愤怒、仇怨”的方法。
田单对燕军放话：
“我们最怕的是，把割了鼻子的齐国俘虏摆在部队之前与我们对战，即墨就败了！”
笨蛋骑劫果然上当。即墨军民看见国人这种惨状，无不气得咬牙！为了怕战败被俘，个个死守阵地，燕军无功而还。
没多久，田单再出招，这一次是：
“我们最怕的是燕军挖城外即墨人的祖坟，一旦先人受辱，我们的士气就瓦解了！”
骑劫再度上当。即墨军民听到祖坟被刨，个个伤心落泪，纷纷求战，怒气提高了十倍。
强烈的杀敌诱因，加上田单以利诱之的策略，燕军开始放松了防备。最后田单在敌人不意的状态下，以火牛阵攻其无备，不但打败了燕军，还重建了濒临灭亡的齐国。
这是最佳的以怒杀敌策略。但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故意怒敌，也可以引来亡国灭种之祸。
金人减丁恶行怒敌而致亡
宋朝中叶以后，北方的金人逐渐崛起，经过不断杀掠征伐，建立了一个长江以北的大帝国。
当时的蒙古族就在金人的统治之下。由于蒙古人向来剽悍，让金人颇为忌惮，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残忍无比、又奇蠢无比的低招！
每三年，金人总会挑个时间，到蒙古人的部落里，大肆屠杀十六岁以上的男丁，见多少杀多少，这叫“减丁”。这一来，在蒙古人心中埋下了永世难忘的仇恨。风水轮流转，金人再强，总有转弱的一天；反之亦然，蒙古再弱，总有转强的一天。当蒙强金弱时，蒙古大汗窝阔台派出老弟大将拖雷挥军金国，蒙军铁蹄所至，无不残破，金人在经过无数残忍大屠杀后，终于亡国，一直熬了三百多年，才恢复了生机。
取敌之利者，货也。
夺取敌人财货的最佳诱因，就是重赏。
道理很简单，人性永远趋利避害，只要能重赏，就一定有勇夫；只要有勇夫，仗就好打了。
重赏求勇夫 刘秀昆阳大捷
东汉创业主刘秀，就凭着一场“昆阳之战”为自己的江山打下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而昆阳之战之所以胜，就因为刘秀能重赏求勇夫。
新朝皇帝王莽上台后，一阵恶搞，天下大乱，各地好汉纷纷起事，王莽派兵四处镇压。有一天，新莽大将王邑率领四十万大军打到了昆阳。
当时昆阳兵力不足一万，由于实力悬殊太大，大伙儿计议了半天，决定派刘秀突围到外面找救兵。
刘秀突围后，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兵马，但大家一听到要到昆阳对战王邑四十万大军时，个个脸色苍白，生怕把自己玩完，享用不到抢来的财宝，没人肯应，秀便婉言相劝：
“敌人身上就有真正大财宝，只要把他们打败了，要什么没有？反之，若是打败了，命没了，大家守着身上的小钱小财，又有何用？”
大伙儿一听有理，把原先抢来的财宝全扔了，笃定跟着刘秀去救昆阳。
在强大利益的诱惑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最后居然打败了王邑，救了昆阳。
然而，这只是一般级的“以利求勇学”，真正第一流的高手，不但可以重赏求勇夫，更可以重赏求到佐明主，立基业的异能奇才之士，其间的投资报酬率远在一般性勇夫万倍以上。
燕昭黄金台 乐毅效英才
战国时代，燕昭王为了向齐国报仇，在老师郭隗的建议下，设立了“黄金台”，因而得到了盖世名将乐毅。五年时间，不但报了仇，还拿下了齐国七十二城，若非早死，很可能就在乐毅的辅佐下，改写了中国历史。
无论黄金台能摆多少黄金，也绝对比不了整个齐国的价值。而燕昭王得到乐毅的方法，除了黄金之外，是另一种对智能之士更受用的“利”——绝对高度、极度真诚的礼贤下士！
燕昭王对乐毅的礼遇，历史上少有，不但言听计从，把燕国所有军队交给他，还授权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乐毅伐齐期间，有人因为嫉妒乐毅，向燕昭王造乐毅的谣，燕昭王立刻当着群臣杀掉这个造谣者，并公开宣布：
“没有乐毅，就没有今天的我。乐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绝对接受，绝对支持！”
从此没人敢再中伤乐毅，离间乐毅。在没有“功高震主，勇略身危”的压力下，乐毅终能放手施为，为燕昭王建立了功业，为自己建立了声名，而这都是燕昭王以最高明的“以利求士”策略得来的！
事实上，以怒杀敌，以货取士的策略，百试百灵，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点就在你怎么操作了！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以怒杀敌，以货取敌之利，是战争的胜利法则，但不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怎么说呢？
杀敌的目的是要胜敌，这只是战术；胜敌的目的是要取敌之利，这才是战略。要让敌人有利让我取，以达成“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原则，便需要有一些较具体性的做法。方法是：
在战车对阵的战役中，首先夺取敌方十辆以上战车的人，优先受赏。
有竞争性的赏赐，最具有激励性，这招一出，战力就大跃进矣。
虏获的敌方战车，改挂我方旗帜，并入我方车阵中，这是一种相乘效果。敌之消成我之长，基本上可达到胜敌而益强的基本战略原则。
善待虏获敌军，这是笼络手段。消极的可以减少一个敌人，积极的可以增加一个同志。同样的，也是胜敌而益强的操作原则。
故兵贵胜，不贵久。
既然战争的代价这么高，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不打仗则已，一打就要打胜；想打胜就要用诡道，出奇不意，攻其无备，以怒杀敌，以货取利，以达到最高战略原则的胜敌而益强目标。归结言之，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
胜利摆中间，久战放二边。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能认识战争本质（有害、有利），战争的原则（贵胜不贵久），战胜的方法（诡道致敌），最高战略目标（胜敌而益强）的将领，才是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国家安危的主导者。
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战（4）
国家安危之主的最佳典范——于谦
明代的于谦，就是这种将领的最佳典型。
不仅在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于谦都是最让人尊敬、怀念的伟大将领之一。
于谦伟大的地方，不仅在他能以弱胜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仅在他临危应变，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摆第一，把功名利禄，乃至于自己的生命摆最后。历史上，有于谦本事的，大有人在，但同时具有于谦的本事，又有其高洁人格特质的，就不是很多了；而于谦的伟大，就在这里。
怀着经世济民的宏愿，于谦一开始出任公职，就政绩卓著，普受民众的支持爱戴。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北方的瓦剌军来犯，英宗听信大太监王振的胡言，不顾于谦力谏，轻率地带领五十万大军搞御驾亲征。事实上，明英宗一点也不“英”，根本是笨蛋；王振一点也不“振”，十足是土蛋。笨蛋加土蛋，结果就是完蛋——五十万大军打不过瓦剌的二万小军；不但打不过，还被打得全军覆没；更离谱的是英宗还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瓦剌一方面把英宗当筹码，准备向明廷大敲一笔；一面调动大军，准备扑向京师北京。
朝中大臣听到这个噩耗，一个个面色如土，除了提出南迁逃命的馊主意外，没人出得了场，没人办得了事。面对这些光讲浑话的浑人，于谦厉声痛叱：
“京师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就难以收拾！宋朝南渡的教训就摆在眼前，现在只有誓死保卫京师一条路，谁要再提南迁，就是动摇国本，应立即斩首！”
一席话才把局面逐渐稳下来。由于中枢无人，于谦立刻立了景泰帝。这一来，不但化解了瓦剌以英宗作要胁的筹码，而且把人心安定下来，大家也开始准备迎战瓦剌。
由于瓦剌军向来骁勇，明军一来仓促成军，二来基本素质也不甚好，三来对瓦剌军怯战，两相对照，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当明显。于谦针对实际状况，在人事上做了一些布置和调整。决战前夕，他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
“战斗中，将领不顾士兵，自己先退者，将领处死；士兵不顾将领先退者，后面的队伍就地斩杀前面的队伍；不执行命令者同罪。”
这招太厉害了，不拼命就没命，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法令处死，没有第二条路。这等于事先帮你设定了一套必然逻辑，与其被处死没了命又丢人现眼，不如战死还落个光荣殉国的美名。既然没有任何退路，不如拼了。结果大胜瓦剌，解除了明帝国的危机。
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并总督军务，于谦辞谢道：
“边境还有敌人骚乱，这是我们大臣的耻辱，哪有什么脸受国家的赏赐呢！”
瓦剌战败，明朝也立了新君，英宗已不是什么好筹码，瓦剌决定送回英宗；这对于谦未来的命运可是一大变数。因为立景泰帝的是他，把英宗遥尊为太上皇的也是他；万一英宗复辟，于谦第一个倒楣！
但于谦根本不考虑自身安危的问题，他处处从国家角度着眼，力劝景泰帝：
“瓦剌把前皇送回来，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不让他回来，瓦剌没事把他摆在边城守将之前，将领们看到以前的大明皇帝，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如果他们把英宗摆在部队前进攻，我们就麻烦了。”
景泰帝无奈地同意了。
英宗回来后，果然积极活动。有一次景泰帝生病不能临朝，几个英宗的死党趁机夺位，英宗果然复辟了。
英宗上台后，几个和于谦不对付的英宗死党便加紧布置，给于谦罗织罪名；于谦的朋友王文厉声抗争，于谦笑着对王文说：
“他们是先定有罪，再找罪名，这有什么差别，辩白又有什么用？”
英宗心里明白，虽是于谦让他下的台，但若没有于谦对国家的起死回生之功，他也不可能再上台，心里其实不很愿意杀于谦，但他上台的合法性一定要立基于他下台的非法性之上。换言之，因为他下台非法，所以今日上台只是还他“公道”而已；而证明他下台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于谦；不杀于谦，则复辟无名，于谦就这样被杀了。
于谦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于谦这个人本身就是经典。在孙子的标准中，一个伟大的兵家，不但要有大本事，更要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因为将领握有杀伐之权，以威领军，以诡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尽在掌中。只有像于谦这样的人，才能掌握分寸。而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也确实是：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第一部分第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