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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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晚清史，套用一句老话，道是：从何说起！李鸿章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可算是政治家的宏大叙事；王国维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则是诗人的切肤之痛。其间波诡云谲，山重水覆，不但当局者迷，旁观者也未必清。是故百年以来，以晚清为题材的文字著述，可谓车载斗量，汗牛充栋。
然而不管从哪里说起，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这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慈禧太后。
在正经史家那里，慈禧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想必早已盖棺定论。阴险刻毒、冷酷自私、专横跋扈之类的标签，信手拈来，方便实用。但有一些人，总是不满足这样那样的标签，他们试图揭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回到鲜活的历史现场，将冷冰冰的标签还原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西格雷夫的这本《龙夫人——慈禧时代》，我想，其初衷亦正在此。他自己说：这“是一次针对历史遮蔽的讯问。我们不单单是寻找慈禧，也是寻找一个失去的年代。”“就好像除去一幅油画上的覆盖物以恢复它最初的原貌，真相一点一点地慢慢显露。”
当然，这本书面对的是西方的读者。西方世界对慈禧的认识，大约有过几次这样的历史机缘。首先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日本，他们通过海外媒体发动了一连串的针对慈禧的宣传攻势，吸引了不少蓝色眼球。第二次是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让整个西方世界大惊失色，当时正被困使馆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事后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后是在慈禧去世之后，濮兰德和巴克斯先后出版了《慈禧外记》（1910）和《清室外记》（1914），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一本书在最初的18个月里就重印了8次。这是两位英语作家首次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慈禧的一生和晚清宫廷内幕，其所依据的材料，据说是庚子事变期间落入巴克斯手里的一批“宫廷秘档”，其中包括那本后来聚讼不休的《景善日记》。从此，慈禧作为一个阴险刻毒的残暴统治者的形象，就深深烙在了西方读者的脑海里，不可磨灭。
1973年夏，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收到瑞士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来信，信中以谨慎的措辞，询问罗珀教授是否愿意接受巴克斯爵士的两部遗稿，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希望能把手稿转交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保存。巴克斯的手稿很快吸引了罗珀教授的研究兴趣，他开始了长时间的艰难调查，查阅了大量尘封已久的档案材料，走访了许多相关人士，最后，于1974年出版了《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一书。此书以无可争辩的翔实证据，揭开了巴克斯的神秘面纱：他是个骗子。巴克斯声称拥有的所谓“宫廷秘档”，包括那本《景善日记》，纯属伪造。
西格雷夫的这本书，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开始了他的艰难努力。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戳穿那些普遍流行的关于清朝历史和慈禧太后的种种神话”，全面推翻濮兰德和巴克斯建立在伪造材料基础之上的慈禧形象，重新将她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老实说，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一百年来，慈禧太后留在人们心目中的邪恶形象太根深蒂固了，冰冻三尺，岂止是一日之寒。要翻案，必须拿出过硬的史实材料。西格雷夫所使用的材料，既有正经史家的著述，也有普通读者无缘得见的私人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德爵士小心翼翼地留下来的77本日记，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从未公开过的日记。这几个人，都是在晚清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西方人。
翻案文章，历来容易吸引眼球，但要做得有说服力，则殊非易事。这要求作者对于已经消失在时间长河中的人和事，抱持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在西格雷夫笔下，“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
你也许不同意西格雷夫的观点，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的书很好看。作者的文字辛辣痛快，嬉笑怒骂，涉笔成趣。作为一本历史读物，写得好看，我想总该是难能可贵的吧。
前言简评
西方学者为慈禧翻案新书引进出版
《宋氏王朝》后，西格雷夫再现“慈禧”
慈禧，这个统治清王朝长达半个世纪的女性，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自上个世纪以来，便有众多的西方人对慈禧产生了兴趣。西方人眼中的慈禧形象是上个世纪由西方人巴克斯塑造的，但是《宋氏王朝》的作者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却为慈禧翻起案来。昨日，记者从中央编译出版社获悉，西方学者为慈禧翻案的新书《龙夫人》已首次在国内引进并在本月出版。
慈禧在西方曾是阴谋化身
早在上个世纪，濮兰德和巴克斯便合著了《慈禧外传》、《清室外记》，从而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他们所“熟悉”的慈禧。由此，西方世界所熟知的慈禧便被视为谋杀、投毒和阴谋的化身，且已成为一种经典叙述，而慈禧的反面形象也因此固定了下来。
结果在1974年，令所有人感到惊谔的是，巴克斯伯爵竟被牛津大学的教授揭露是个骗子。为了揭露巴克斯一手制造的骗局，西格雷夫深入当年中国的历史，他借助了西方人的资料，当然也有巴克斯的讲述。以史为主，一步步还原出一个慈禧给我们看。
昨日，《龙夫人》的翻译者秦传安告诉记者：历史是有多层面的，为了真实地还原慈禧，西格雷夫便着力于对慈禧故事的再挖掘。结果发现慈禧并不像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慈禧经典传记《慈禧外传》所描述的，因而他决定为慈禧翻案，告诉西方的读者另一个慈禧。
作者还原慈禧为女人
在秦传安看来，《龙夫人》一书最大的特色，便是首先将慈禧还原成一个女性，但由于她所处的是一个宫廷政变、权术尽现的环境，因而为了生存她必须不停地挣扎。“我们可以从《龙夫人》一书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慈禧，相信这也是西方读者之所以热衷这本书的原因，”
西格雷夫所使用的材料，既有正经史家的著述，也有普通读者无缘看到的私人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德爵士小心翼翼地留下来的77本日记，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从未公开过的日记。这几个人，都是在晚清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西方人。
正是借助了这些难能宝贵的历史资料，西格雷夫所还原的慈禧便别具特色。在西格雷夫笔下，“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
补充采访：
秦传安：010…84712300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节 后苑里的鲜花（1）
1899年的北京城，那会儿，每年春秋两季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还不是十分猛烈。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大约6点钟的时候，许多外国侨民（当时总人数不超过500，其中多半是传教士），聚集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1的家中，要开一个草地晚会。大约有100位先生和30位女士，赶来听赫德的铜管乐队所举办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在足有8英亩大小的总司花园里举行。这是本周的社交大事，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外国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穿越北京城来到这里。女士们漫步在丁香花下，曲折蜿蜒的小径上，弥漫着4月的紫色薄雾，空气里飘散着丁香花的气息，其中混合着柠檬香水、玫瑰香水和一种名叫“莱茵紫罗兰”的德国香水的气味，那年头，这种德国香水很是时髦。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女士们来之前刚刚都用药皂洗过，牌子不是“薇诺莉娅”，就是“伊莱斯米格”。时髦的行头是这样的：穿柔软的细麻纱布，浅褐色，淡玫瑰红，或者嫩绿色，饰以丝带或花边；为了守护她们的娇颜，使其免遭戈壁滩粗砺风沙的伤害，自然还要戴上面罩，那是用白色的俄国纱网或缀着小孔的薄纱所做成的；帽子的式样很是吓人，是用稻杆或者蓝凤铃草杆编成的；扎上天鹅绒蝴蝶结，插上鸵鸟毛、鱼鹰翎，再系上缎带。梳着高高发髻的贵夫人坐在藤椅里，一边吃着小点心，一边看着穿灯笼裤和围裙的孩子们，在灌木丛里跑来跑去。
外交官们在谈论商铺；传教士们看上去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那些从上海和香港来的新闻记者则到处乱窜，忙着打听花边消息。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信仰教条同时登场，狮子和绵羊一起喝茶，为的是听一听熟悉的洋腔洋调。
到处都可以见到和“洋鬼子”打成一片的满清大臣，他们的帽子上饰着圆纽扣，官服上缀着方补子，孔雀翎则是高级官员的标志。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要算是李鸿章总督，以及他的门生袁世凯将军。
已经76岁的李鸿章，是当今中国最有钱也最有权的政治首脑，他控制着铁路、电报、采矿、海运，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和为数不详的密探。许多王公大臣都曾接受过总督大人奉送的银子，从而使他们免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因此，他们都心甘情愿在他面前俯首贴耳，任由驱驰。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因为这时候已经很热，李鸿章戴着一顶篾底纱面的帽子，颇似灯罩，一只孔雀翎被一根缅甸翡翠做的管子紧紧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着一件丝绸补褂，朝服的两侧各开着一个口子，这样以便于骑马，前后补子则依照他的官品而绣着白鹤，这是文一品的标志2。补褂的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环绕着他的脖子的是一串珠子，共计108粒，样子和佛珠差不多，下面挂着三串描画着“五行”的珊瑚珠。再下面，悬荡着一串由翡翠连成的、像棒棒糖样的垂饰。总督大人一边和赫德谈着话，一边用他的左手拨弄着这些小玩意儿。
袁世凯的穿着，大致与此相同，但他比李鸿章要矮些，也胖些，眉飞色舞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踌躇满志的猫，来到了一个满是老鼠的园子里。赫德总是警告他的西方同僚：总有一天，李鸿章或袁世凯（或者他们俩）可能会为攫取权力而发动一次政变。
风度优雅的外交官张荫桓3爵士的缺席，显得有些非同寻常。此人是第一个被大英帝国授予爵位的中国人，在派往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离哥伦比亚特区的杜邦环岛不远）期间，他竟然学会了使用刀叉。这位曾经颇受欢迎的好好先生（原文为法语）最近被流放到遥远的新疆去了，因为他参与了1898年那场失败的维新运动。诏书上说他“狡诈善变”。
赫德爵士说，来参加晚会的满清大臣，“眼睛里只有两样北京宝贝：总司大人和他古怪的乐队。”他喜爱音乐，组建了19世纪中国第一支铜管乐队，他强迫海关雇员和他们的太太参加进来，直到他们奋起反抗他专横的暴政。于是，他只好雇用中国人，教会他们演奏西洋乐器，包括短号、次中音号，和一支从英国进口的低音大号。在恩卡纳西奥（一位来自澳门的海关雇员）的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