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红楼梦里人 作者:周汝昌-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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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芹辞世已满240年。附骨之疽仍在。赞疽之声，洋洋盈耳。写罢这个悼张小册，不禁惘然。
诗曰：
七家岮里诞奇才，脂粉英豪亦可哀。
今日更无人似此，呼牛呼马是关怀。
一卷重温有异同，新知旧学教爱童。
不须惆怅无人会，自有中华闺阁风。
第三十九篇 有香无香
张爱玲曾对人说，人生恨事，旧说是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她又添上一恨，即三恨《红楼》未完，我再替她补上一恨：狗尾续貂。
旧说二恨，我最不喜欢所谓鲥鱼多刺。仿佛人家鱼身上自己原生多少骨刺就生多少，难道人家生不生就是为了给人吃着方便？这是从自私和残忍的心理立场出发的“恨”，无非是个口腹之欲罢了，真是俗不可耐之至。
至于恨海棠无香之说，就较为风雅高致得多了。但郑板桥却说过：“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花之香不在浓烈，而在清微。况且，海棠到底有香无香？恐怕大有研究之必要。因为，比如音波，其频度高的人耳不能接受，却不能说人家“无声”。同理，香亦有“波”，若其波乃人耳所不能接受，就说人家“无香”，可谓太浅薄幼稚了，是不知天高地低，渺小无知的想法了。
还有，海棠之香，恐怕也在于有的人能闻得，有的却闻不见。试读东坡咏海棠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霏霏月转廊。
诗人明明说的是“香雾”，可知东坡是能闻得海棠之香的一个“异人”。
说到这儿，我才回到《红楼》上来：海棠是湘云的象征和化身，那么，湘云身上有香无香呢？
我以为，湘云不但有香，就连名字的“湘云”，也是坡诗“香雾”的变词——雪芹的“笔端狡狯”，此一例也。
这层寓意解开以后，便又可联想到东坡的密侣朝云。
朝云、湘云，涵义无多分别，很易唤起人们的诗境联想。但朝云是“定位”者，而湘云则是曾经离散之人。从史达祖的词，可以看得清楚：“湘云——不记是行人：楼高望远，应将秦镜，常照施颦。”相思相念之辞也。这一点切合史湘云的身世命运，与“柳絮词”同义。
晏小山词云：“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酒醒长恨锦屏空。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可助想象，其境依稀有其似处。
“湘”实又北音“香”的谐声词字。怡红院中，“香”字居首，所谓“红”者，即是“红香”，其大丫鬟麝月、檀云，实即香月香云——更不用说“花气袭人”即是香气。
还有，小丫鬟中又有蕙香，而蕙者，又与“崇光”相切，即《楚辞》所说的“光风转蕙、泛崇兰兮”，而雪芹将此名句借与了海棠，成为“崇光泛彩”一匾，受到宝玉的极口赞赏。
种种微妙，不可遽以一端浅测，故大文家的手笔，与小家子总是不同，也非陋儒所能晓悟。盖此亦不仅仅是个文学的事情，其根本仍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大课题。
这一节所论，似乎逸出题外，与张爱玲脱离了“话缘”。但我正是想借此表明：她的红学路数，似乎与这些较深的层次尚有隔阂。
诗曰：
谁把湘香认海棠，湘香何必即江湘。
行云流水歌声切，春梦随云忆散场。
第四十篇 秦可卿和东府
张爱玲的卓见，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她认为，贾家遭祸败落本来是从东府贾珍那里引发，而非西府贾政。她举了例证，如江南甄家人来，是贾珍接待……。
这个说法，乍听不一定即能接受，而细思却有道理，即在文字表面的背后，另有重大事故隐含在内里深层。因为那是不能明写的，必须用“假话”以传“真事”。
这就要从秦可卿说起——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二百年来，人们就被“淫”（“爬灰”……）瞒蔽住了，以为“不肖”，是指声色享乐、不务正业一类意义，不知那指当时的“政治罪名”：指的是“行为不端”，“结交匪类”，“奸党”等等用语。
这事本是说来话长。幸而近年作家刘心武先生已然把内幕焦点抉示出来了，他说：秦可卿出身不凡，是皇族之女；从养生堂抱来云云是托词假话：她出丧大殡礼仪之重，决非一个宁府长孙媳所能承当享受，看看那诸王路祭的场面，六宫都太监吊唁的特异，皆可表明另有内幕真情。（此为大意，刘先生著述具在，兹目坏恕难详引）。
刘先生此说出后，纷纷诘难，我却觉得应当给以重视，深入研究，不要轻心率意，即泼冷水。
最近，这个问题的局面获得了巨大进展，步步走向接触了历史真相的核心。
原来，曹家的第二次抄家由弘皙“逆案”株连，正是远从康熙太子胤礽之被废、雍正夺嫡引起。雪芹小说中的“世袭”，实指曹家是玄烨康熙与其太子胤礽的两代保育嬷嬷的内务府世家。书中“荣禧堂”金字是康熙御笔，而匾下对联银字，正是东宫太子的赐书！
秦氏亡故，贾珍一定要用“义忠亲王老千岁”留下的“樯木”棺木，贾政说是此非“常人”所用，已妙笔点醒真相了！
再看，可卿“托梦”对凤姐所说的一夕秘谈，岂是“常人”所能预见而有此身份口气？——“天香楼”分明透露了可卿本是“天香云外飘”的皇家之女，应即胤礽之长子弘皙的幼女，遭事后隐名寄身于曹家老保母之家。
这么一讲，即可恍然：所谓的“淫”，是“泛滥”之本义，是掩盖政治原由的特殊用词——倘不如此，当时读者尤其皇族内廷，一眼就看懂，而灭门之祸就不可或免了。
贾珍的“不肖”，祖宗的“异兆悲音”，全系于此，却用了当时一般宦家王族的享乐生活的“过失”来迷惑了读者心眼与追究的兴致。
所以，张爱玲的卓见是非凡的。
再看主管这件大丧礼的是谁？是特请的王熙凤。是因为她的才干胜于尤氏吗？表面似是，实则是要西府的主家内眷。这都是文心匠意，内有藏掖，不可用一般小说的眼光来衡量评议。
一部《红楼》的家亡人散，由这儿伏下大脉络，也就是全部的关键所在。
诗曰：
此情不是一般情，几代渊源死与生。
看到家亡人散后，始知东府事非轻。
第四十一篇 张爱玲与胡风
张爱玲，间世之奇才，尚不知文坛评界认为谁可与之比肩？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有吗？
看她文萃风格，其为人绝不轻狂，也非“神经质”，出言落笔，各有分寸。因此，她对高鹗下的评语，益发令我“如雷震耳”，她说了两句惊倒世人的话，一次说：高续《红楼》是
狗尾续貂
再次说，高鹗相附在雪芹书上，已成
附骨之疽
三次说：
高鹗死有馀辜！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话。她无法“克制”了，如鲠在喉，不吐是忍受不住了。
这已不再是“风波”“情面”的事，要动“真格的”，势不两立了。
这让我感叹，让我喝彩，让我下拜。从清乾隆辛亥、壬子以来，不曾有哪位英雄伟士说过类似的话？
这不由我一提胡风先生。胡风是第一个敢说高鹗之伪续是“居心叵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骗局”。
我当然也想起我自己：对高书说过几句失敬的话，就有人批评，这是“偏激”；也因此使某些专家教授怀恨在心，百计为之“报复”。不知这些尊高贬曹的“红学家”看了张女士和胡风先生的话，又作何感想？
谁也不与原作者伪续者沾亲带故，谁也更不与他们是“前世冤家”。使张爱玲以及胡风说出那样话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思之思之，悟乎悟乎？
糟蹋中华民族珍宝，是最不可恕的亵渎和犯罪。附骨之疽可以而必须切除、消毒，并防止复发。最大骗局，岂可不暴光？受了蒙蔽的读者无过，他们有朝一日也会觉察，不会把假丑恶当成真善美。
至于熙凤之女，巧姐儿与大姐儿是一是二，专家也成了争议之题；她引了《金瓶梅》的例证，数语可决：巧姐是专定乳名，大姐是称女儿的泛词，何来矛盾？（写得忽“大”忽“小”，与此无干，是行文的问题）。故我亦不再赘说。
张爱玲对任何问题都不放过，如马道婆话激赵姨娘，早本说的是她受“折磨”，后本改了“委屈”。哪个对？其实，“折磨”并不定指“酷刑拷打”，完全可用来形容处境的难处。“委屈”倒没什么了不起了，大家庭人多势杂，谁无委屈？
校勘之事最难，要有“咬文嚼字”的耐心明眼，更要有语文文化多方面的知识见解。通情达理，方能做到字斟句酌。不能宏通博达，也会造成比较取舍上的失误，好的丢了，以为所有“修改”就定胜于初——这构不成一条定律。
以上的话，是我触事抒感，并非批评张女士。她没有一概重视后改之意。读者幸垂明鉴。
诗曰：
出语惊人总为何？岂同私撼肆仇訶？
中华自有连城壁，泥陷污途恨几多。
第四十二篇 怡红院里众丫鬟
袭人这个大丫鬟，是历来最为人唾骂的角色。人们认为她最奸坏，最无品，伪善杀人瞒哄宝玉……，几乎集众恶于一身，罪不容赦。张爱玲却没受这种成见的影响，倒有点儿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的气概。
她举了程本如何一再改动文字，有意损坏袭人的形象。她又解读《芙蓉女儿诔》中痛骂的“詖奴”“悍妇”与袭人无涉，是指王善保家的这个奸谗之人。
可知她的心田仁善，不肯从俗冤屈一个无辜者。功德无量。
她自言小时侯爱看戏，台上出来一个人，必先问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笑这种幼稚的观念，不懂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不能机械地划分阴阳界限。这大约也是从一个小说作者的立足点而如此自白的。这也可能是她并不诟骂讥贬袭人的缘故。
另有一个现象，却值得讨论——
《红楼》十二钗，数止十二，称为正钗，而96名副钗者，全是丫鬟，到书之后半部都有相应的乃至重要的情节故事，非同虚文陪衬，而张爱玲对这么多的女儿着语无多，就连鸳鸯、平儿、紫娟等也未蒙多及。细一统计，原来她着意的都集中在怡红院中之诸鬟。计有袭人、晴雯、麝月、檀云，以至遭撵逐的茜雪，被排挤的小红，她都表示了兴趣，给予了笔墨。
这应如何解释？殊耐人思。
如果不是我过求“甚解”，那么是否这现象所反映的，正是张爱玲表面不多言的男主人公贾公子宝玉。
围绕宝玉的这些女儿的种种，受到关注，也就是宝玉受到的关注。
这一点，似乎正是张爱玲的心理深层的折射。
与此不无关联的一题则是脂砚。张爱玲已然确认这个批书人是一位女性，并书中人的一个“原型”，十分重要；可是她对这位“同道”却也未曾表露出足够的兴趣。她运用脂批，限于可以为其“大拆迁”“大搬家”论点，帮忙支离的那几条（而且加上误读和错觉）。至于脂砚的大量重要见解，尤其艺术审美的流露，文心匠意的指点，似乎都不在张爱玲的兴趣之内。
这很奇怪。因为她自幼酷爱各种艺术，而且精通熟悉。她对脂砚的“画论”——以画法比喻雪芹的笔法名目甚多，又如“伏线千里”的极大特点与重要作用，她也未曾充分研讨——似乎感觉上并不那么敏锐。
这都与她的天赋才能不太符合。
复次，我对张爱玲的“古文”（即中国古代语文、文学，包括诸般文赋、诗、词、曲等不同文体）造诣毕竟如何？未曾得见，无从评判。她虽说过，自己“受古文的毒太深”，行文之时省一个字也是好的。若从这句话看，其领会感受甚深，恐怕胜过一力主张“白话化”的那些先生。
“词寡而理长，语近而意远”，这是中华传统语文的一大特色与优长，而一味只懂“白话”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没法“对话”与“共识”。读《红楼梦》而不精通所谓的“古文”，以西方的语文标准来绳量曹雪芹的文笔手法，词语铸造，就会南辕北辙。可惜，张爱玲在版本研究上，只注意“老、嫽、姥”和“旷、（彳狂，一个字）、逛”等用字异写的稿本早晚先后，却不讲哪个本子的文字风格是接近雪芹真笔，或哪些片段是后人添加的。
在这些方面，她表现得不充分，不完足，甚至显得轻率与盲从（别人）。
然而，“新红学”已历百年了。百年之间“红学家”如过江之鲫，却极少女性真学者。在我心目中，只能仍推张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