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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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年份，可供使用的水量是依优先占用权定量配给的。　
　　　　如果A想将权利卖给X，而X计划以A同样的方式，在同一地方用水，那么就不会对河流其他用水人的用水权产生影响。但是，假设A和其他现时用水人都是引水灌溉农田的农民，而X作为A权利的预期购买者，却是市政当局。于是，权利的转让就会影响A引水点下游的用水权持有人。一般而言，大约有一半的农民灌溉引水会渗漏回河流，而这些回流水量可能并正为其他农民所占用。市政当局可能会消耗掉它引水中的很大部分，而且没有消耗的那部分也可能在河流的其他位置回流。如果城市坐落在与已购置用水权农民所处不同流域，那么没有消耗的水量可能全部流入另一条河流。　
　　　　如果将回流作用忽略不计，许多用水权转让常常会减损全面价值。假设A的用水权对他价值100美元，而对X（即市政当局）却价值125美元。但是，A的引水的1/2会回流入河而被B所用，而X只将从A处得到的引水的1／4在离B很远的下游地点流回，在那里回流水被D占用。再假设B不会以低于50美元的价格将他对B回流水的使用权出售，而D将以1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对市政当局回流水的使用权。设定这些情况是事实，如果因为它对X比对A更有价值，而让A将其用水权出售给X，那么这将是低效率的。因为，水在其新使用中的总价值（X加D为135美元）比其原使用中的总价值（A加D为150美元）要低。　
　　　　法律通过要求当事人表明转让不会伤害其他用水人而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这在我们的例证中意味着，A和X为了完成其交易必须补偿D失去A回流的损失。否则交易就会基于我们的假定而失败。但是，这种解决方法也有一个缺陷：即，任何购买者所产生的新回流都不会是他的财产。假设水对A、X、B的价值分别为100、125、50美元，而现存假设X的回流水对D的价值为60美元。那么，如果出售，水的价值（185美元）现在就将超过其现时使用的价值（150美元）。但法律会要求X为对它只值125美元的用水支付最少150美元的补偿（A价值100——其保留价格加B价格50美元）。X不会因其新使用创造的60美元而得到补偿，所以，除非它能使D预付在125美元和它欠A和B的价值之间的差价，不然会拒绝完成这一买卖。为了这么做，它必须使D确信，如果没有这项分担，购买将不会成功，因为D知道他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也能实现他对X回流的占用。由此，我们又一次碰到了双边垄断问题。一项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法，尤其是在可能有多个使用者因新产生的回流而受益的情况下，可能是认定受让人（X）为任何转让产生的新回流的所有者。　
　　　　广播频道缺乏明确的财产权——广播频道是一种与水具有同样经济特性的资源——可能对缺乏任何允许频道作为不同使用而买卖的机制负有责任。广播电台可以将频道出售给另一广播电台（参见3．3），正像农民可以将水出售给另一农民一样。但他不能将频道出售给非广播电台用户——例如需要一个频道为其巡逻车使用的城市警察局。这样的买卖会产生我们在农民将水卖给市政当局的例证中提到的同样问题。移动无线电使用者不像广播电台那样有其固定的发射装置，而有时会从广播电台广播半径的边缘发射。这就会干扰电台以同样频道在邻近地区的广播。这问题可以通过类似于解决用水权转让问题的程序解决，但这还不是一种我们现在遵循的方法。法律规定的频道转让为新的使用的唯一机制是，请求联邦通信委员会改变频道在不同使用种类之间的配置。这样，人们就愿意支付费用去影响委员会，而不愿意从现时资源所有者处购买。　
　　　　财产权转让问题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决定谁拥有什么财产——的一个部分。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我们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要认定对某一特定资源的财产权？如果这样，我们又如何界定它们？但是，即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一块荒地为某人所有，还仍有可能不清楚某人到底是谁。（我们在前面碰到了有关给未出生剩余遗产继承人赠与的问题。）权利登记制度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用水权转让中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一种这样的适当制度。如果没有真正地使用所主张的用水量，不仅可能会使你得不到用水权，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不使用后会导致用水权的丧失，将其赋予实际使用者。一件用水权“契据”，由于其规定了A有权在特定时间内在特定位置每秒钟引取特定立方英尺的水，只能证明A的法律权利是什么以及由此决定的A有权力出售什么。为了证实A确实拥有（如使用）如登记证上所表明其所拥有的内容，实地勘察是必需的。并且，为了决定干旱期A用水的优先权，还有必要对其他占用人的实际使用进行调查。建立一种类似于土地所有权登记证制度的用水权登记证制度将能增进效率。　
　　　　但是，像对抗所有权原则（the　doctrine　of　adversepossession）表明的那样，登记制度并非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果你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在各州不一样，但一般为7年）相反地持有真正所有人（不是作为承租人、代理人）的财产，当你对此主张权利时，他也不提起诉讼以宣称其权利，那么财产就归你所有。奥利纲·温德尔·霍姆斯在很久前为对抗所有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经济解释。在一段时期内，某人喜欢某财产，将其看作自己所有，对财产的丧失会使他万分痛苦。过了一段时间，某人失去了对某财产的兴趣，而不再将其视作已有，并且财产的复原只能引起他很小的愉悦。这是一个关于收益边际效用递减（din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e）的观点。对抗所有人可能将财产的丧失看作是他财富的减损；而原所有人可能将财产的复原看作是他财富的增长。如果他们有同量财富，而又允许对抗所有人保留财产，那么他们的合并效用也许将会更大。　
　　　　由于大部分对抗所有权是由界限的不确定所引起的错误，所以，虽然对抗所有权具有更为庸俗的权利矫正功能，但由其普遍应用于诉讼时效法而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观点（实际上，对抗所有权是时效法所造成的转让）。并且诉讼时效法（第21章中讨论）也起着程序作用：他们减少了因使用失去时效的证据裁决争议而引起的错误成本（error　cost）。　
　　　　我们应该考虑到，对抗所有权（或称Prescription，是“因一段时间的使用而取得权利”而通用的术语）不仅影响权利的原始持有人和对抗所有人，而且会影响财产的购买人和抵押权人（他们想知道他们所购买的东西或作为贷款担保所取得的东西的真实情况）。一方面，他们可以不理对抗所有权产生之前的记录所反映的对权利的妨碍而降低查询成本；另一方面，记录也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所有权资料，因为一个对抗所有人（在使用期满后）是一个不记名的所有权人。由此，财产的实际检查以发现谁是实际占有人就成为必要。所以，为了决定对抗所有权对第三方的实际影响，在考虑节约查询旧记录成本时还要计算检查（或　
保险）成本。　
　　　　对抗所有权原则中的对抗性要求值得强调。对抗性要求明显出现以下情况：某人正依一种非源于所有人的权利主张承租人可拥有这种权利主张占有名义所有人的财产，否则，承租人（甚至是违法占地者）也可免费取得有价值财产的权利，因为财产所有人不会知道他的权利处于危机之中。需要注意的是，取得财产权所要求的使用时间越短，财产所有人由于意外或（更糟的是）疏忽大意的过失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取得财产权所要求的使用时间越长，财产所有人放弃财产或财产权登记自开始就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我们在开始时讨论的“霍姆斯效应”就越明显。　
　　　　强制性转让的另一种阐述是善意买主原则（the　doctrine　ofbona　fide　purchasers）。A将其钻石委托给代理人B去典当，但由于B误解了A的意思而将钻石卖给了C。假设C不知道或没有理由知道B无权将钻石卖给他，那C就应取得钻石的正当权利。这是一个A避免错误的成本比C低的简单例子。但是，现在假设B不是A的代理人，而是B偷了A的钻石将其卖给C，又使C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买的是一件赃物。那C对钻石就没有取得正当权利，因为盗贼不可能将正当权利转移给他的买主。虽然A可能通过更为提高警惕而以比C较低的成本防止盗贼的错误转让，但允许C取得正当权利却会鼓励盗贼犯罪。由于赃物买主（假设采取措施使买者失去踪影）能在转卖市场上得到更高的价格，而人们又不愿以高价购买确信所有权而放弃低价的瑕疵所有权。这样，盗贼就可能从他们的“赃物买主”处得到较高的价格。我们不希望在赃物买卖中存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3。12财产权安排的分配效应　
　　　　经济学家不仅能帮助政策制定者们解释政策对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而且能探索政策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效应。试以要求工厂对因其烟尘造成的住宅区居民财产所有者的损害负有法律责任为例。从表面分析，其财富分配效应只是使房屋所有者得到改善而使厂商（无疑是一位富人）处境更糟。但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污烟损害（以及减少这种损害的各种措施的成本）量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增长，那么随之产生的新的法律责任也会增加工厂的生产成本。如果企业像原先那样仅以其成本价值销售其产品，那么，它不得不要么提高其产品价格以弥补新的成本。要么减少其产量——也许会直到零产量为止。但假设企业有些同样也以成本价出售产品的竞争者，除了它们不对污烟损害负法律责任外（也许它们有更新的机器能不产生污烟这一副产品），它们的成本是与现存企业完全一样的。于是，企业就无法提高价格，因为只要一提价，消费者就会立即转向以企业原价值销售同样产品的它的竞争者们那儿去。如果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减少而减少（为什么有这种可能？），那它就有可能通过减少产量来弥补追加成本。否则，它必然会倒闭。无论何种情况，企业都不仅会减少利润，而且会减少工厂雇员、货源购置和依其所能租赁的土地及其他稀缺资源。　
　　　　现在假设所有竞争工厂都应对污烟损害负法律责任，其结果是它们都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随之，价格的上涨也就成为可能。销售不会下跌到零。我们可以假设：所有竞争企业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但它们与其他产品相比是不一样的，由此消费者还是愿意支付更多的钱买这些产品而不会去买对他们无用的产品。但我们从第一章中知道，某些替代品是存在的。所以，这一产业的产量仍将下降。这一例证和前一例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消费者现在也分担其污烟的法律责任，因为当有些消费者将只愿意继续以先前的价格购买这一产业产品时，他们就使用其他替代品。而愿意继续购买这一产品的消费者会对其支付更高的价格。　　　
　　　　图3．2表明了这两个例证。左图表示企业承担其他竞争者所不承受的成本增长一例。即，由于其价格的略微上涨都有可能使消费者转向它的竞争者而导致其销售量下跌为零，所以它面临的是一条水平需求曲线。右图表示所有竞争者都受成本增长影响的例子。在此至关重要的是产业的需求曲线，而非企业的需求曲线。　
　　　　但以上的分析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未考虑一产品生产量的减少对其他产业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在一产品产量减少的情况下，替代产品的产量当然会增加，因而就可能有利于制造替代品产业的工人（就消费者而言，其利弊当视这些产业的成本因产量增加而上升或下跌而定）。对其他市场影响的注意能使我们将经济环境变化的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和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分析区分开来。　
　　　　在局部均衡框架中评估污染控制的分配结果时，我们注意到：负担此项成本的工人（在上述第2例证中）和消费者与因减少污染而得益的人比较，可能是一个较为不富裕的群体。污染的有些成本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一个健康问题，而这主要是由受过良好教育、比较悠闲、经济状况良好的人所承受。此外，如果减少污染可以促进其价值的那些财产为租赁财产的话，则其主要受益人不会是承租人，而是所有者（而他可能是个富人）：他们将对现在有更高价值的财产开出更高的租金。　
　　　　因为财产权的变化必然会对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