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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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歌手。那时人们私下里唱苏联歌曲，为此被整甚至进监狱的也大有人在，我在监狱时，就遇到两个因为唱外国歌曲而被抓进去的。但是，那时这个圈子已经开始唱邓丽君，唱披头士。我曾经奇怪，诗人们怎么各个都能唱歌？多多、北岛、芒克都亮出过说得过去的美声，原因是在那个圈子里，写诗是隐私，朗诵诗只是点缀，唱歌才是主打，像现在的娱乐圈一样，唱得好的像歌星一样受到追捧。



…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２
…


　　在《今天》第一期上发表的《黄昏：丁家滩——赠M和B》就是北岛在一次郊游时的即兴之作，其中的M是加明，B是加明的女朋友宝贝。
　　。。。。。。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手指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定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
　　当时他们正在热恋，后来宝贝成为加明的妻子，又过了几年，宝贝去了日本并且发了财，身份也由加明的妻子成为加明的前妻。
　　福建的诗人蔡其矫是这个圈子中最年长的，却是最活跃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见到漂亮女孩儿眼睛就发亮。是他介绍北岛与舒婷相识，他们开始通信并把诗互寄给对方。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是北岛的生日。这一天飘着小雨。北岛、芒克、俞沪琴、赵国强、严力一行五人到颐和园为北岛庆祝生日。不久，雨下大了，他们躲进石舫旁边的茶馆，你一句我一句地即兴作诗，有的是一人一句，有的是一人两句。最后这个整理任务落到了严力的头上。当晚，严力一字不落地将白天的即兴之作整理在笔记本上：
　　1
　　我用眼睛说：
　　雨是绿的！
　　为什么
　　为了什么
　　我反复捉摸
　　以为我属于绿色！
　　2
　　到处都是泥泞，
　　到处都是心灵，
　　到处都染遍了黄昏的足迹，
　　到处飘着我的声音。
　　啊，留下的寂静。
　　3
　　雨水淌着八月的热情。
　　我要抽烟，
　　屋角里蹲着一只猫，
　　还有猴子，
　　都紧盯着待燃的烟头。
　　还有火柴吗？
　　潮湿的木头冒起了烟，
　　我心中的火
　　唱起了歌
　　颤颤巍巍。
　　4
　　我从大雨中归来，
　　酒在皮肤上打滑。
　　我绝不喝茶，
　　乌云正把杯子覆盖。
　　我要粉碎所有的酒杯，
　　把地平线端起放到嘴边，
　　天上的酒
　　我要向你呼唤，
　　尽管老板娘已扯住了我的衣衫。
　　5
　　我领着一个孩子，
　　他是谁？
　　他是没有遗产的人，
　　他是我！
　　6
　　裙子像一把张开的伞，
　　在晴天的时候，
　　她躲避着太阳，
　　也躲避着男人，
　　我的天……
　　7
　　他有密不透雨的头发，
　　他有心。
　　他在头发下等待着朋友，
　　他在徘徊，
　　他在思索理发馆门前的牌子。
　　8
　　沉默，在一口钟底下。
　　你迅速地扬起手，
　　我要拥抱惊醒！
　　9
　　没有门，
　　可到处都是窗户，
　　就在狭长的走廊里，
　　只有一块地狱的路牌。
　　房檐下滴落了星星，
　　时间悄悄来临。
　　我们坐在那里叼着烟斗，
　　屁股底下坐着那块路牌直到天明。
　　10
　　她是一个有着精彩回忆的女人，
　　她并不是神。
　　她领着一只哈巴狗，
　　要把它卖给我。
　　我的口袋空空，
　　我的床也是那样空荡，
　　给我讲讲你的过去，
　　并让我把门也关上。
　　11
　　我摘下一个苹果，
　　献给谁？
　　这不是旗帜，
　　这是到来的黎明。
　　我摘下一个苹果，
　　送给没有果树的土地。
　　12
　　在你的生日，
　　秋天已经坠入沉思。
　　一颗种子，
　　它面临着冬天。
　　13
　　在你的生日
　　他含着一块糖，
　　糖纸随风飘荡。
　　什么是甜？
　　什么是渺茫？
　　她是块红头巾，
　　系在铜像上。
　　14
　　高高地举起了双手，
　　我想，
　　我想托住太阳，
　　就戴在自己的头上。
　　但我并不是女皇，
　　我是黑暗。



…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３
…


　　诗，就这样创作并流传。诗人，就是这样在郊游与交流中成长。写作一直不是秘密的，在民间社会公开传阅，公开朗诵，只是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有不少人使用“地下文学”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创作，我认为，与其强调其“地下”性质，不如强调其“民间”性质更加准确。
　　七十年代末期，青年人最向往的是上大学。北岛是“文革”前北京四中老高一的学生，芒克也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通过考大学改变境遇。杂志停刊之前，他们都是泡病假的高手，以后索性不再上班。停刊之后，北岛曾经在《新观察》杂志当过编辑，这一职业生涯是短暂的，只持续了几个月。芒克到复兴医院看大门，上班时间是晚上，一点儿都不耽误他写诗和喝酒。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已然使他们不可能走进学院了，他们不屑于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了。他们写与别人不一样的诗，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日子，来表明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创办《今天》而不是创办一个别的杂志是偶然，如果说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做一个音乐家或画家是偶然，那么，走一条反叛的道路，则是他们作为个人的必然，尽管选择也许只在瞬间。剩下的事儿归历史，据说历史的操盘手是上帝。
　　在加明的记忆中，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就这样在频繁的聚会、出游和舶来的歌声中过去了。那个夏天留下来的，有振开和猴子的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心事》，还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这两个笔名成为专有名词，象征“今天派文学”，甚至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符号，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舞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在本质上那是否属于“先锋派”，以及它与八十年代新思潮的关系，则是另外的话题。
　　深秋，北岛召集了第一次关于创办文学杂志的聚会，在众多的提案中，最终确定采用了芒克提出的“今天”为杂志命名，并在不到两个月后被世人所知。加明的生活也进入另一种情境。三天三夜印完第一期《今天》，加明形容说，从遮着窗帘的房子里走出来，眼前是白色的大地，绿色的天空……我想，如果不是跳舞蹉跎了岁月，他真的是可以写诗或者画画的呀。
　　历史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明确界线，政治生态中这样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构成了《今天》产生的“前历史”。它没有直接孕育诗人，但却酝酿了一个群体。“那时候文学只是振开一个人的理想，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我们一定会跟着干。”加明和焕兴都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我相信这是事实；另一些人说，没有《今天》就没有北岛。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它是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我想，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契机”。事实是，最初的七个编委中，只有两个人写诗，后来刊登了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田晓青等众诗人的作品，才增加了刊物的同仁色彩。
　　青年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在精神流亡者的回忆中得到幸存。这是流亡者的一次精神重访，为已经黯淡了的神话添上些许亮色。随后，加明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加盟李连杰在深圳的公司，参与了中国第一支体育彩票的发行，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后他又终因商战殊死的纷争而退出江湖，从弄潮儿成为观潮者，一下子就沉了底。再婚，生子，五十岁的加明祥和而又从容。
　　“如果一直跟着振开，我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果真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吗？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起伏。另一条路是别人的路。还有一些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说不定哪一天，加明的儿子或者我的儿子，会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去，又不知会给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思想的历史，增添一道怎样的景观？
　　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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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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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自己去医院。那次因为得肺炎没上幼儿园，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来，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在医院耽搁了。已经是深秋，天开始黑得早。我风风火火地冲进楼门，一眼看见他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找妈妈，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锁在外面已经站了多久。他没哭，在看到妈妈之后他仍然没哭，而且没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妈妈得先去照顾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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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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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去世时，儿子刚好六岁，那是五月。六月，我带他去小学校报名。填表时我固执地把“父亲”那一栏空着，好像不知道那是根本躲不过去的。一个大嗓门的女老师喊着儿子的名字，让我当众补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地脆弱，填着表，眼泪止不住地流。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第二年，我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做出这个选择，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首先，我必须拼命地工作，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其次，我并不认为寄宿制学校会有最好的教学质量，也清楚所谓贵族学校的优越感对孩子更是绝对的负面。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服自己：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心智承受我这份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的母爱？况且，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只有在现实中和心理上都离母亲尽可能远一点儿，才能多一点儿独，立少一点儿逆反。当然，这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判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我的儿子；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不这样做，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失去他。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
　　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几乎从不犯错误的孩子。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我带他到医院去看爸爸，路上给他和爸爸一人买了一根雪糕，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问：“妈妈，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妈妈不喜欢吃凉东西呀。”他说：“不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是咱们家没有那么多钱，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三根雪糕，你一根，我一根，爸爸一根。”有朋友曾经说，他乖得让人心痛。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自己去医院。那次因为得肺炎没上幼儿园，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来，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在医院耽搁了。已经是深秋，天开始黑得早。我风风火火地冲进楼门，一眼看见他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印象最深的是脚下那双小兔子拖鞋，黄的，还缀着两只红眼睛。因为拖鞋是毛绒绒的，那两条穿着棉毛裤的细腿显得更加突兀。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找妈妈，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锁在外面已经站了多久。他没哭，在看到妈妈之后他仍然没哭，而且没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妈妈得先去照顾爸爸。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他生病，还是临睡前正讲着图画书，我走，他从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从不和爸爸争夺我。除了天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环境使然。如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家里有灾难的孩子早懂事。
　　往事回首才感到沉重和无奈是那样的不堪，一些原本不经意的事情浮现出来。不记得儿子为什么冒犯了我，我把他的一辆玩具小汽车摔得粉身碎骨。我说过，他几乎是个从来不犯错误的孩子，不爱哭不任性甚至不活泼。即使是我无意识地滤掉了原因，也很难想象他会惹得我如此公然粗暴。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想象着他那惊恐的表情，体会着他的无辜和无助，这一幕反复地尖锐地刺激着我。我像祥林嫂一样给好几个朋友讲这件事，并且说：我居然欺负一个孩子！朋友安慰我，说我不必对此过于自责，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能做出这种事。但我并没有就此原谅自己。我无法回避他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随后又完全失去父爱情境的孩子，我自责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虽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述母爱的完整与缺失的边界在哪里。
　　在三岁到六岁这段对孩子的性格成长最重要的时期，我跨越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