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造 作者:程莉-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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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出头，阅历丰富、学识渊博，雄心勃勃地打算把我们这所新建校发展成重点中学。倪老师不仅教学管理经验丰富，而且多才多艺，书法、篆刻、作曲、弹琴，几乎无所不通，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被他“发现”很偶然。我小时候读书不甚用功，听课不安生，作业做的也马虎。我上的是实验班，倪老师常来班上听课，注意到我在课堂上很活跃，却又心猿意马，便建议数学老师辅导我读点课外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不断从阅读中获得乐趣，还很快迷上数学，以后又把兴趣扩大到其他科目，从此读书渐渐上心，成绩突出，也逐步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倪老师十分高兴，还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过学习经验。
后来，他鼓励我要有一两门课程达到免修，争取提前毕业，考名牌大学。然而一年后，文革浩劫碾碎了他的理想，也埋葬了我的前程。从此师生各经磨砺，我再也没能回到学校读书。但他的赞赏和期待，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从他那里获得的自信，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流年似水，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再度相见，是在校庆三十年纪念会上。握手相认，我们都动了感情。倪老师说：“在我印象中你还是个孩子，转眼就人到中年了。”
先生的一句话不由使我忆起许多往事。上中学不久，有次我生病，被同学讹传为乙型脑炎，还传言说弄不好会变成傻子。倪老师听说后，立即和一位老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到医院看我，见了医生便焦急地问：“这孩子的病不会损伤脑子吧？”直到医生说只是重感冒，他才放下心来。还有一次，我的小学同学，一位考到另一所中学的男孩给我来了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在班上引起议论。那时候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一封男生来信，足以坏掉一个女孩的名誉。倪老师听说后，特意到班上来和大家谈心，说男女同学之间应该有正常往来和友谊，不必多加议论，更不要小题大做。倪老师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处境，解除了我的心理负担，也使我建立了健康交友观。
离开学校以后，多次产生再见恩师的念头，又多次按耐住了这种欲望。一想起他曾经对我寄予过那样的厚望，他曾经那样期盼我有所作为，就十分犹豫起来，以我如今的平庸，如何见他呢？
然而，桃李天下、学生中名流辈出的倪老师，竟不介意学生不成气候。他说：“没有再上学；不是你的责任，后来的路，也不尽由你选择。只要努力了，不管成就如何，老师都会高兴，为什么不来见我呢？”
于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想“混出个人样儿来让老师看”的那种虚荣。可以告慰的是，半生坎坷，多少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仍然没有自暴自弃。有人说，少年时如得到赏识，日后多半勤奋进取，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吧？
我的不肯堕落，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倪老师的激励。
再见恩师，转眼又是三年，这期间仅去过他家一次。那天他买了很多好吃的款待我，而我只坐了半小时就赶去加班了。后来又找他，是有事请他帮忙。倪老师退休后干起了律师本行，那时我正为单位草拟准备签约的合同，于是打电话讨教。倪老师特意邀来他的老友，一位经济律师一同出谋划策。当我如约来到位于中山公园附近的律师事务所时，远远看见倪老师早已在路边等候。听我谈了大致情况，他便建议留下材料，待和朋友研究后，写出书面意见。当时我因另约了一位朋友去前门办事，于是匆匆告辞。
倪老师执意要送我。推辞不过，只好替他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我们沿着中山公园的红墙行至长安街，又信步到公园南门，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肯。阳光下，我发现他的步态已经有些迟缓，面相也显出苍老，不再是从前精力充沛的样子。
直到走过天安门，他才止步说，“你去吧，平常工作劳累，要注意身体。”
我走了。几番回首，他还在风地里站着，任衣襟随风抖动，像一面旗帜。
几天后在单位接到收发室电话，原来倪老师来过，送来一只盒子和一封信，改好的合同就装在信封里，盒内还有两块怪石——他知道我喜欢石头。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倪老师，那份合同，本当我自己去取的，劳您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您怎么不顺便到办公室坐坐呢？”
“你忙，我就不打扰了。合同送过去，怕耽误你用。”他平静而温和地回答。
我的心头一热。为了我的合同，这样冷的天，竟让一位古稀老人独自骑自行车从西城赶到东城。忽然想起那天去律师事务所走得匆忙，居然连一件小礼物也不曾带给他。
不久，他又通过收发室转送一包东西给我，里面是一本精心装裱的文册、一枚印章和一封信。连忙拆开信看，倪老师写道，文章他已一一读过，有的还点评了。他说：“每次看到你的文章，心里都非常高兴，有时间可要多写啊。”又说，“印刻得不好，久不动刀，手生了。以后有好石头，另刻一方送你。”打开文册，竟是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那枚光洁润泽的印章，用篆字镌刻着我的名字。丈夫见我捧着信、文册和印章发呆，便凑过去看，良久才说：“你的老师对你真好啊。”
写到这里，想起又是好久没见倪老师了，总说忙，电话都很少打，偶尔写一封信，谈得最多的也是自己。于是匆匆挂通一个电话，方知倪老师依然在忙，他正应一家杂志之约撰写关于素质教育的文章，听到是我，格外高兴。我知道他最愿意听到学生的消息。记起他曾在一封信中说到某位做了名人的学生，小时候也是花了他许多心血的，如今成了气候，似乎业已不记得自己的老师。那封信写得很伤感，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失望。
师生如父子（女）。老师于学生，只有付出，而不求回报。如果学生有了名气，便可以不屑他的老师，还不如宁做无名之辈。但愿天下做学生的，不管功成名就还是碌碌无为，都不要忘记毕生教书育人、盼望学生前程锦绣，自己却嗅一辈子粉笔沫的老师。
尽管少年时代的理想已经褪色，但我如今依然在奋力拚搏，哪怕仅仅是为了回报恩师。
隔席看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来电话，邀请我和先生参加一个陕西乡党的聚会，祝贺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地点在西单六部口附近的一家饺子馆，老板也是陕西人。
我不是陕西人，可我在陕西呆的时间比许多正宗陕西人还长。正因如此，使我很难摆脱那种黄土情结，就把自己当成老陕了。我们到时，包间已被占据了“半壁江山”。不知道闯京城的陕西老乡究竟有多少，总觉得那片黄土地上养育的人很容易成为文化精英。放眼打量，见过的少，不认识的多，两位漂亮女士正像发牌一样散着名片。我没有名片，又有滥竽充数之嫌，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正好看人。
来宾中最熟的，是与我们为邻多年的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当年在西安时住同一座筒子楼里，斜对门儿；来北京后居方庄，隔街相望；最近搬到南城，又是近邻。郑先生身为官员，兼做学问，著有《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等书，对鲁迅很有研究。
引人注目的陈忠实不引人注目地坐在一旁与人交谈，声音低低的，目光幽深，脸上挂着沉思，丝毫看不出获奖后的喜悦与倨傲。他给我的印象就像那部回肠荡气的《白鹿原》，很厚、很纯。
人将到齐时，周明夫妇姗姗来迟。周先生和我们最熟，他古道热肠，人缘极好，是一位文坛大侠。我因业余时间喜弄文墨，经常向他讨教，故以“老师”呼之。每次见面，他总是提醒和鼓励我多写，也使我常为自己眼高手低、光说不练而汗颜。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锲先生也专程到场，向陈忠实表示祝贺。以前读张锲作品，总感觉一种浩然之气在文字间激荡，人如其文，张先生身材伟岸，仪表堂堂。据说由于他长相酷似毛泽东，某次出国访问，竟被当地商场职员围着要求合影。
席间很活跃的白描，也是一位不断在文坛上弄出响声的陕西籍作家。他的《苍凉青春》和《遭遇昨天》，以旁观者的身份，近距离审视了当年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动的人文关注。可惜我没有读过他更多的作品。
因《骚土》和《僚人》走出关中的老村也在座。话不多，口音极重。他似乎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怪人。他的书我只读过一部，绝对的黄土味。
隔席相望的，还有北京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田珍颖。田大姐是我早就知晓，一直想认识的人，可惜当时竟不知是她，没有请人引见，错过机会。
文人之外，还有一位活跃人物，专事文化名人摄影的年轻摄影师魏德运。小魏人虽狂了点，口口声声说要拿作品说话，但片子的确也拍得漂亮。他善于捕捉人物的瞬间仪态，特别会用光，角度也极美。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季羡林先生的肖像。画面上季老端坐书桌前，一只白猫从他肩上跃下，一动一静，一明一暗，镜头语言精湛。而摄影家用的武器，竟是一架国产旧“海鸥”。当场就有一位发烧友说，你用这种机子都能拍出好照片，我们真该跳楼了。
一个晚上的看人、听侃，眼睛耳朵都不得闲。其实我一向也是好为人师的，但在人皆为师的场合，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沉默。遗憾的是，另一次聚会认识的两位陕西“帮兄”，作家阎纲和诗人雷抒雁未到场，否则可看、可听的更多。
最后举杯时，老村说，《白鹿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梁晓声印象
“从车站往北二十米左拐弯，第四根电线杆对着的那座楼就是，门牌号码。。。。。。。”梁晓声在电话里告诉我去他家的路线，想必找他的人很多，他总是这样告诉别人。
左拐弯、数电杆、爬楼梯，听见楼道里门响。梁晓声披了一件外衣迎出来：“我怕你找不到，出来接一接。”
随主人进门。屋里没铺地毯，太好了，不用换鞋！
落座，接茶，环顾四周：一排沙发依墙而设，靠窗的小圆桌上摆着馒头、小菜和汤。梁晓声说：“我母亲看电视看得入迷，还没有顾上吃午饭。”屋里陈设简朴，挺明亮的，漾着一种暖暖的过日子的味道。
好一个寻常人家。
我与梁晓声不过半面之识，那是在一次关于独生子女教育的座谈会上，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和独生子女家长，梁晓声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受一家杂志社之托，想写一特意拿篇关于关注民生的访谈，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去他家那天，是一个冬日融融的周末。因带着任务，心中不免有些不踏实。进得客厅开门见山，拧开笔帽，又扬了扬录音机问：“可以吗？”
“当然可以。”梁作家欣然应允。
一边按照采访计划说着那些挺累的话，一边想着怎样能走近他一些。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就这样连接茬带打岔地聊了起来。
我不喜欢言必称师，特别是对同代人，便直呼“晓声”。我问：“有人说您是平民作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梁晓声笑了：“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就是大杂院里长大的，就是穷孩子。”
微录机的磁带沙沙地转动着，忠于职守。
谈话总被打断，先是从开了一个缝的窗外飞进一只苍蝇，梁晓声随手从窗台上拿起一个包了一圈红布条的铁纱拍子向飞行物拍去——那种苍蝇拍如今城市里已经绝少见到。不一会，他又离座去接电话，放下话筒，唤了一声“小芳。”——他家的小保姆。不由得想起那句熟悉的歌词：“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接着，有人敲门，来了一个女孩，和小芳说说笑笑进了里屋。梁晓声说，是楼下看门民工的女儿，来找小芳玩的。
继续拾起刚才的话头。谈到作品，梁晓声问我是否看过左拉的《娜娜》。“我不怎么喜欢佐拉，很遗憾，没有看过。”我回答。梁晓声说：“以前我也不喜欢佐拉的作品，觉得他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是最近重读《娜娜》，却发现许多东西需要重新理解。”
正谈着，又有人敲门。原来是一家出版社来人索要作家的“近照”。梁晓声捧出一纸盒还没有整理的照片，放在茶几上供挑选。出版社那位小姑娘一边翻看一遍开玩笑地说：“梁老师您不会笑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