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洪水-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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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工程质量也是一个问题，说是能防多少年一遇的洪水，但从来就没经受过考验。这次洪水一来，管涌漫溢决堤险情不段，有的地段哗哗地往下倒。张处长说，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施工不规范。如大量的义务劳动和以工代赈，使得堤坝不是由专业施工队来施工。新建的大坝不清基就培土，挡水堤防不反复碾压6至8遍就完事，根本达不到“干容重”（提取一块土必须达到相应的重量）的指标。今年洪水来之前，黑龙江不少地市水利部门事前就知道哪里地方是险工弱段，哪些地方属不达标堤防。
　　这场洪灾是无情的，但从传统坏事变好事的思维看，它也教育了人们，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现在，黑龙江省上上下下没有人不重视洪水对人类的危害，没有人反对加大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人心气，泰山移。可以相信，用不了多久，800公里松嫩干堤一定会硬而又坚，坚不可摧。
　　98年夏天，哈尔滨市洪水长时间居高不下。其最高水位达到120。89米的历史最高值，同时创下了在这一高水位上运行长达32小时的历史记录。另外，还出现了水位与流量相背离的现象，即出现17400立方米的最大秒流量时，水位只有120。79米；而出现120，89米的最高水位时，秒流量却降至17300立方米。
　　专家说，这说明松花江哈尔滨段行洪通道不畅，阻水障碍较多。
　　据介绍，哈尔滨市行洪通道内的阻水障碍主要有三。一是长期淤积而成的淤泥抬高了河床；二是借发展旅游经济而在行洪区内修建起来的各种障碍物，包括太阳岛和月亮湾里的部分建筑；三是3座跨江大桥形成的阻水。淤泥问题目前尚无良策，而人为修建的各种障碍物，有关部门也在陆续拆除。相比之下，桥体阻水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哈尔滨市有3座跨江大桥，它们是松花江江公路桥、公路铁路两用的滨洲桥和滨北铁路桥。3桥之间相距分别为4公里和7公里，尤以两座铁路桥最厉害。以阻水最为严重的滨北桥为例，这座建于1974年的铁路桥，连接着哈尔滨与北安和佳木斯之间的交通。该桥桥长1063米，另有1。5公里的引桥建在行洪区内。巨大的桥墩和引桥桥体阻碍着洪水通行。*当时，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东西约5000米长的沿江通道是今夏抗洪斗争中运送部队和物资的重要交通线，而这一带不少单位的各种建筑物却妨碍着抗洪工作。哈尔滨市政府决定，从8月28日到9月30日，这些建筑物必须全部拆掉，建设一条高质量的防洪通道，打通哈尔滨人民的生命线。规划道路断面宽9米，总长5000米，道路面积4。5万平方米，并在九站街等地辟建4处具有一定规模的专用防洪港湾。
　　防洪通道是哈尔滨人民的生命线，河流的通道是洪水的单行线。
　　懂得了这个朴素的道理，就不难从灾难中寻找到治水的真理。
　　第六节　退田还江湖
　　1998年长江沿线水位全面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后，重建家园的任务便迫在眉睫。
　　在长江、松嫩流域，临时搭棚住在大堤上和对口安置在堤内群众家中的灾民数以百万计，他们绝大多数是从民垸里被滔滔洪水“赶”出来的。这些民垸由于抵御不住一次又一次洪峰的袭击而溃决，或为“三个确保”而不得不扒口行洪。
　　仅在湖北监利县就有大小民垸20多个，它们在荆江大堤、长江干堤外形成了一道道“包围圈”，使得原先宽阔的河道在某些河段变得相当狭窄。这次洪灾中，该县共有15个民垸进水，总面积达300多平方公里，涉及6个乡镇、上万栋房屋、近10万人口。当民垸溃决或弃守之后，其中受淹的大多数民房已经倒塌。
　　灾后重建工作如何进行是当地政府最为关切的一大问题。是在被淹的地方重建，还是另起炉灶？监利县代县长赵毓清表示，除三洲镇所在的三洲联垸外，该县准备先对新洲垸等14个民垸实施“平垸行洪、移民建镇”。也就是说，原先住在这14个民垸里的6。8万人将不再回到老地方居住，而是永久性地搬迁到大堤内重建家园，将垸内1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退还长江河道以便行洪。
　　一些专家认为，1998年长江的洪水远未达到1954年的流量，但给中下游造成的水位压力却大得多，究其原因，这与长江河道被占、湖泊面积锐减有关。因此，退田还江、平垸行洪理所应当成为洪灾之后的必然选择。
　　“人不给水以出路，水不给人以活路”。灾区的干部群众对此深有体会，许多灾民都希望搬到堤内的安全区居祝家住监利县上车湾镇血防垸的罗宇荫说，自该垸1968年围堤住人以来，已先后4次进水，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再住下去简直是劳命伤财。
　　有鉴于此，自1996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上车湾镇就开始有意识地将居住在血防垸的群众转移到长江干堤内定居。当地政府采取了“个人筹、亲友借、组帮工、村帮材、乡镇扶、国家补”的办法，无偿拨给搬迁户宅基地、适当补助劳动积累和建勤工以及少量建房款，借以调动移民的积极性。两年来，这里已有821户、近4000人从血防垸内搬出，这次房屋被淹的只有341户、1636名尚未搬迁的群众。
　　去年从血防垸搬到堤内恒兴村居住的胡西庭说，1996年的那场大水冲垮了他家的3间平房、冲走了大部分家具，后来他响应政府号召花4万元在堤内建了一幢两层楼房，这次洪灾他的家产未受损失。他庆幸地说：“比起受灾的人，也算是赚了一笔”。
　　上车湾镇党委办主任刘红光介绍说，“由于搬迁工作做在前面，今年我镇的受灾人数比往年少得多，安置工作也主动多了。”
　　国家民政部救灾司的一位官员表示，灾后重建是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恢复，而要有新思路。其关键是要着眼于新发展，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使灾区的防汛抗洪能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在灾后重建中开始在村镇规划布局上大作调整，对过去建设在泄洪区或低洼易涝区域内的村屯重新选址，整体搬迁，易地重建。湖南省对一些已被淹没的围垸实行退田还湖，移民建镇。他们通过靠山建镇、靠重点垸建镇、沿堤筑台建镇和在垸中建安全区的办法，规划安置灾民。
　　目前，洞庭湖蓄洪区共有24个堤垸、110多个乡镇和农场，总面积达2824平方公里，耕地220多万亩，居民约270多万人，其中240多万人需移民建镇，重新安置。
　　退田还江湖并非始自今日。南宋之前，人们多有“以地予水”的思想。元朝时，地方乡绅曾经提出过“开穴为便，塞穴为不便”的建议，并得以实施，这使“诸穴通则为利，塞则为害”成为元代治水的主导思想。明代万历年间《湖广总志·水利志》中也将明朝的治水之策归纳为“修决堤，浚淤河，开穴口”。清朝的治水主张和措施很多，但控制垸田发展规模、开穴口等思想一直贯穿其中。乾隆年间，湖南有人便提出“永禁滨湖新筑堤围，以保留洞庭湖现有容量。有碍水流的堤垸，勒令刨毁”。到民国期间，地方政府也曾下令：“禁止围垦新垸，凡违令挽修者即为盗修”。
　　在清朝同治年间著述的《长江图说》中，马征麟曾提出综合整治江湖水患的方法是“一曰禁开山，以清其源；二曰急疏瀹，以畅其流；三曰开穴口，以分其势；四曰议割弃，以宽其地；五曰修陂渠，以蓄其余。”在这里，古代的治水理论就把疏导、分流和还水以地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但是，退田还江湖并不是一个乐观的、易于实施的现实。由于解放40多年来围垦的良田居住了过多的人口，而且早已成为当地农副产品生产、农业出口创汇和工业原材料基地，因此，退田还江湖工作的实施势必越来越难。同时，由于现有围垸的地势相对较高，泥沙淤积严重，退田之后能否还江湖也成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问题。一些专家因此担心，也许我们将陷入虽退田园，但江湖难还的尴尬局面。
　　“以泄为主，蓄泄兼筹。南北兼顾，江湖两利”，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江湖治理方针。朱容基总理也提出了“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的主张。显然，适度退田还江湖是洪灾过后重建家园应该考虑的一种长远措施。眼前的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如何舍弃一时之利，顾及人类发展与生存的整体利益，这是一种艰难的抉择，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当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无法调解之时，为了人类未来的生存，人类是否应该放弃对大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和侵略呢？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与大自然协调发展的时代，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巨大挑战。洪水无数次地教训着人类，人们已经到了彻底警醒的时候。当人类今天的家园被洪水淹没时，人们应该想到，这里曾经是江湖的家园。
　　第七节　生命的堤防
　　9月下旬，一江灰黄色的浑水颓然东去。长江水位全线下降，中游水位从警戒水位降到设防水位。沿江各地百万群众依依不舍地簇拥着缓缓行进的浩荡车队，再现了久违数十年的老百姓含泪送别子弟兵的热烈场面。
　　万里江天寥寂，消退了的抗争呐喊；千里长江两岸，露出伤痕累累的大堤。荆江大堤、洪湖大堤、四邑公堤、武汉大堤、黄广大堤、九江大堤等沿江国家规定确保堤段上，处处尚可见到反压围井、堵决沉船、抢护的支撑和绵延不尽的白色子堤，记录着持续了三个月的惊心动魄和英勇悲壮。
　　拱卫着中原广袤地域的长江堤防守住了。
　　长江是雨洪河流，中下游地势低平，洪涝灾害频繁，历史上曾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两岸人民历来倚仗堤防生存。各地大堤经过历代修建维护，陆续连成一体。有的地段因地势险要灾难深重，对经济影响极大，被朝廷列为官堤，由当地行政负责督建。实行“官助民修”，政府筹垫的款项，第二年还要征回。
　　如荆江大堤，肇建于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连成整体。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成灾，列为官堤。但是，由于政治腐败，组织能力低下，堤防建设远不能达到防御常遇略大的洪水的标准。
　　1949年新中国接掌的长江堤防，低矮单薄，破败失修，隐患甚多。1954年以来，经过多次大规模加固配套、整险维护，长江堤防得到根本改观，御能力大大增强。以至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造成长江长时间、大范围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情况下，竟未造成大的灾害。而且在使用丹江口、隔河岩等水库的调蓄功能的同时，沿江实施了几百万军民的密集防守，竟没有运用荆江分洪区分洪。
　　但是，这完全不说明长江堤防目前的状况就可以伏波安澜，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998年的特大洪水，把三峡工程调蓄洪水的功能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半个世纪以来，在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长江流域各省历届负责人和无数专家学者进行了漫长的论证，按照决策程序确定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规划。在三峡建坝，实现长江上游洪水的调蓄，解决中游来洪量大、泄洪量小的基本矛盾，以根治长江水患问题，是人们的美好理想。因为中国的人口发展到今天，经济发展到今天，国土资源已经极其有限，不可能像有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那样划出大片地区行洪蓄洪。我们民族的治水祖先大禹开创的疏堵并用的方略，是在否定了鲧只堵不疏的作法上体现其成功的。而大禹的子孙，今天不得不又对大禹作了一次否定，回到了鲧的作法上。
　　荆江分洪工程，根据1998年长江第6次洪峰的各种情况考虑，国家没有动用；洪湖分蓄洪区由于投入不足，远远达不到使用标准。治水的招押在了调蓄上。除了98年洪水过后国务院决定在长江一些分支流域增建水库以调蓄支流来水之外，长江干流治水的最后一招就是三峡工程。
　　然而，不少水利专家提醒人们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到了2010年，三峡大坝蓄水高度达到175米，蓄水220亿立方米，遇到1860年或1870年的洪水，经三峡水库调蓄后，荆江起始点枝城的最大流量可由每秒110000立方米削减到80000立方米以下，在荆江分洪工程的配合运用下，沙市水位可控制在45米，荆江两岸防洪负担可明显减轻。即荆江段要达到能够防御枝城洪水来量每秒80000立方米的水平。这就是结论，也是国家规定了的防御标准。1998年，峰值最高的第6次洪峰的枝城流量也没有超过每秒70000立方米，据《荆州日报》报道，沙市第6次洪峰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