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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西南撤退逃难记-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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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百元一个,我说这个卖烧饼的人,真是谋取暴利,发国难财。但是再贵也得买,因为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就是那么多的人,都自觉排队,没有一个抢的。
  我们把饼拿回来,弟妹们可喜坏了。这时我们同车有位老太婆,她比我们饿的日子还要长,她偎缩在车角落里,已奄奄一息,我们实在不忍,于是就让了一个给她。剩下三个,全家七口人分。又熬过一天,我和父亲大着胆子,离开马路,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买饭,终于给我们买到了,拿回来大家饱饱的吃了一顿。
  第九章 大小桥梁被炸,汽车如何过河
  离开独山的第九天,也就是十一月四日,突然公路又被大量汽车堵塞。本来行车情况已稍有好转,而且进入了贵州高原地段以后,爬坡相对少了,为何又会堵得这么不寻常。原来是前面一座公路桥被我们自己的工兵部队炸了,据说是根据军事需要,要在敌人打来时,制造一道天然屏障,使敌人的汽车、坦克不能顺利通过,以期达到延缓敌人前进速度之目的。这对于保卫大后方来说,当然是需要的,但却把未过来的大批难民,推向了“虎口”——敌人枪刺之下。
  桥虽不长,也就三、四十米,但中间突然截断,车辆已无法通过,这使得未过去的难民,心急如焚,紧张万分。这里是没桥过不去,那里是炮声隆隆,说明敌人已经临近。但急也无用,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另找通路自救。常言说得好:
  “急中生智”
  这“智”使人们得到了自救的“良方”。人们找到了另一条过河的通路。在公路桥下游五十米处,平行横跨有一座铁桥,这是黔桂线上尚未通车路段建成的一座铁桥,现在还没有被炸,人们就可以设法将汽车从铁桥上开过去。但汽车过铁桥,有好几道难关,也有几成险情。首先汽车要从公路上冲下陡坡,下到稻田,这就有翻车的危险,然后经过四、五十米的稻田地,幸好此时稻谷已收割,且稻田干枯,汽车可以勉强行驶。要是在三月间,稻田正是积水淤泥之时,汽车则休想在稻田移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汽车通过稻田,也有几道小的障碍,要经过好几道田坎,经过人们修整,和多部车辆的碾压,过田坎已不太难。难就难在,最后汽车要冲上铁路路基,并在铁路上及铁路桥上行驶,一般马力的汽车冲不上去,即使冲上去了,汽车行驶在铁路桥上也很危险,桥很窄,比一辆汽车宽不了多少,而且没有栏杆,汽车走在枕木上,上下一颠一颠的,司机方向盘稍掌握不稳,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汽车过得河来,又要重复上述过程。再从铁路路基冲向稻田,走上一段,再爬陡坡上公路,才算脱离险境。
  轮到我们的汽车过桥了,为了确保汽车能安全通过,乘车的人全部下来,车上所有行李、物品也一律卸空,只剩空车行驶。经过这么精心安排,我们的汽车通过了上述几道险关,每过一道关,我们都捏一把汗,算是庆幸,平安到达了对岸,爬上公路,进入正常路段运行。
  人员和行李过桥,成了一大问题,因为此时,车上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及拉家带口多的,都是自顾不暇,只能各家顾各家。那些弃车步行逃命家庭的行李,则无人过问。我们家过河时,母亲背着六弟,父亲抱着五弟,我提着一件小行李,三妹、四妹自己跟着走,全家就这么紧跟在汽车后面,也经过了汽车驶过的所有路段。当我们来到桥上时,从铁桥的缝隙可以看到河底,就连我这十一岁的大男孩,都有些心惊肉跳,何况两个小妹妹又怎敢在这种路面上移步,不得已,父、母亲赶紧把两个小弟弟送过对岸,再来抱她们,过到对岸后,将弟妹安顿在车上坐定,然后我与父亲、母亲又回到河那边原来堆放行李的地方,去搬运卸下的行李。
  本来我们自家的东西已是很少很少,只有三大件,一个皮箱,一个包,一个网篮,再加上几件小东西(其它已在金城江大火中烧光),这样,就只需要我们三人搬运一趟就够了。但现在有一现实矛盾摆在我们面前。当时,满舅公他们弃车步行逃命时,曾将行李简单托咐给父亲,希望帮助照看一下,当然普普通通的照看也是可以的,但那时并没预计到会有如此复杂的情形。可是现在却要做出决断:是否帮助舅公搬运这十几件行李,这可不是件简单事情,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全靠肩扛,手提,且要走上好几百米的艰苦路程。当然,完全撒手不管,将来也可以交待得过去,因为可以说,实际上我们并无那份能力。但父亲仔细又想,我们家坐的是舅公租用的汽车,应该说舅公对我们家还是有恩,再说还是远房亲戚,无论从感恩的角度出发,从亲戚的关系而论,完全撒手也是不行的,应该想方设法帮他把东西搬过去。另外父亲还有一层更深的想法,即舅公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我们逃到目的地贵阳后,能够以保住他的行李去“请功”,从而好向他“领赏”——开口找他谋个职业。正因为这么几点考虑,我们决计帮舅公一个大忙。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决策,使我们到达贵阳后,遭受了一场悲惨的灾难,其苦罄竹难书。
  要想帮助舅公搬那十好几件行李,单靠我们家的三人:一个是文弱书生,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是小孩,那是决不可能胜任。于是父亲费了好多口舌,花了三千块钱雇了三个路人,和我们一起搬运。第一趟除了搬我们自家的东西外,只能帮助舅公拿了他们家东西的五分之一。当我们将这些东西搬至河边时,只见铁路桥正在燃烧,这是工兵爆破队为阻止敌人行进采取的第二步措施。
  铁桥上不能走了,人们只好涉水过河。当时已是十一月的天气,脚涉入水中,冰冷刺骨,但人们全然不顾这些,淌着淹过膝盖深的河水,负重而行。当第一趟东西搬运过河以后,母亲看我实在太小,水深又到了我的大腿,裤子全部打湿了,涉水过河,对我这十一岁的小孩来说还会有危险,所以不忍心叫我再涉水过河搬运,就让我留在车上,照顾小弟妹们。
  后来,父母亲和雇的三个人又来回搬了两趟,一共搬了十二件。可是汽车上的人,不能因为我们一家久等,怕汽车停久了,车子又被堵塞走不动,都催着司机快开车,这样还有舅公几件东西没能替他搬过来。据父亲说,河对岸,到处扔的是行李物品,就说我们汽车卸下的那一堆,就还有十好几件,连父亲最要好的朋友的,也没顾得帮他一把。河对岸,东西堆积如山,谁有能力拿走,就属于谁的,这也是在战争年代,特殊境地的特殊事情。
  我母亲在最后一次涉水搬运中,将一只鞋掉进河里,被水冲走,在这荒郊野岭,又到那里去买鞋,只好赤着脚挨冻。真是可怜!
  汽车重又启动,此时汽车行驶已松动多了,有时一气可以行驶一个小时而不被堵塞,这是行车以来少有的顺利,这样,涉水过河的第二天,汽车即到达了都匀。
  从独山到都匀按里程计算,也就百几十公里路程,可我们的汽车却整整行驶了十天,平均每天才三十华里,若是换成步行,顶多四至五天也就够了,这样汽车比步行还要慢一倍的时间,真是如蜗牛爬行。
  到达都匀进入城区,只见公路两旁,又像南丹一样,摆成了汽车长龙。所不同的是,南丹的汽车上都坐满了面黄肌瘦的难民,随时都在等待汽车开动,而都匀的汽车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人,且行李物品也都基本卸空,似乎都到了终点站,汽车只是等在那里待命。而马路上则挤了更多抱着包袱、行李走路的难民,立刻一种不祥的预感和诸多的疑问涌上心头。
  为什么汽车上寥寥数人?
  为什么行李物品都已卸空?
  难道都是到了都匀就不再前进?
  但战局又似乎预示着敌人已经临近。
  带着这一系列疑问,乘着我们的汽车,左拐右弯的来到了工厂驻都匀办事处,这才解开了心中的疑云,但却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困境。
  原来是城北头,有一座七孔石拱公路桥已被工兵炸了,目的还是为了延缓敌人的前进(据史料记载,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都匀以后,就没有再向前推进),但这却苦了后续上来的难民,现在任何汽车都已无法通过,唯一的求生之路只有弃车步行,难怪那么多的空车拥挤在路边,似在待命。
  得知这一情况,我们家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即对舅公的行李,究竟作何安排处理?是留在车上,听凭舅公租用的汽车司机把它拉走,由他处理,亦或把它卸下,由我们来想办法抢救随行。采取后者,则比前次涉水过河更为复杂和艰难,因为从这里到贵阳,有着比独山到这里的两倍以上的路程,这谈何容易。
  最后父亲还是出于原来的几点考虑,采取了后者。但这正是又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给我们家带来了难言的无情处境。
  父亲和两个押运兵,先将六只公文箱卸下,交给工厂办事处,算是完成了这次押运任务和使命(公文箱在第一次桥断后,由两个押运兵搬运过河)。然后将我们自己的三件以及为舅公抢救过来的十二件行李,一并卸下,工厂征用车的行动,也就到此结束,其它人员与行李已与我们无关,就留在车上,任凭汽车开走,去自寻出路逃命。
  我们将卸下来的行李物品,寄放在办事处的一间小屋内。下面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赶快填饱肚子。从独山到都匀的十天,是我们逃难出来最饥饿的十天。十天中,我们只吃了四顿干饭,四顿稀饭,外加一次七人共分三个烧饼的“午餐”。其中有近四天粒米未进,可以想象我们饥饿到了何等程度。
  我们从办事处领来了米,煮好了饭,虽然没有菜,我们吃着白饭,也觉津津有味,这一餐,我一人就吃了六碗,说来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十一岁的小孩,会有那么大的饭量。一满锅饭,全家人把它吃个干净。
  晚上,逃到都匀的各家各户,都在清理东西,打点行装,准备明日一早就上路步行,逃难去贵阳。我们这个拖儿带女的七口之家,现在也无别的生路,也毫不例外的只有参加到明日步行逃难大队伍中去。于是当晚,我家也进行了大的清理。本来单是我们自家的东西,那就非常轻装易行,可是现在我们却背上了舅公的行李这个沉重包袱。当然我们不可能将抢救的十二件全部带走。父亲打算明日雇一挑夫,这样,顶多也就能带3…4件,所以必须有选择的带些贵重的值钱的物品。于是父母亲将舅公的所有行包都打开,重新替他们放置安排,将值钱的好的衣物装满了四口皮箱,另外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尽量多穿些,能替舅公多救些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片心,而对于我们来说,也暖和了身体。
  整整忙了大半个夜晚才清理完毕。从数量上说,我们只为舅公抢救了三分之一的东西,而从价值上讲,则超过了一半还要挂零。
  次日一大早,我们又做了一大锅饭,饱饱的吃了一顿,准备上路,但要雇长途挑夫,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情,直到中午十二点,才请到了一个,与他谈完条件:
  他帮我们挑东西到贵阳。到达贵阳后,我们帮他介绍工作,父亲心想,舅公是个大老板,人家帮他挑着东西,长途跋涉,解决个把当差的工友不是问题。此外挑夫在路上的吃喝由我们包干。
  就这样,我们一行上路了,挑夫一头挑两口箱子,另一头一口皮箱,再加我那骨瘦如柴的四妹,母亲背着最小的六弟,手里再提点小东西,父亲的背上,则绑着一口箱子背着,一手牵着五弟,十一岁的我,一手提一口小提箱,一手拎一个饭盒子,背上还背了十来斤大米,七岁的三妹,就只好让她独自行走。
  我们跟着工厂的大队人马出发了,但我们家才走出一里多地,时间却花出了近一个小时,而且三岁的五弟,已摔了三次跤,弄得满脸是血,浑身是泥,真是可怜至极,常言道:
  “远路无轻担。”
  这个时候,我们对此才深有体会,我们感到身上肩负的东西,似千斤重担,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坚持走了一里多地,实在走不动了。这样,当然就跟不上厂里的大队伍了,孤零零的剩我们一家掉在了后面。
  母亲看到如此情景,便发话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像我们这样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达贵阳,而今我们掉了队,赶不上工厂大队人马,单我们这几个人,走在这荒郊野岭,可能被抢、被杀都说不定,现在还是干脆回去,听天由命。”
  到此时,我们才真正认识到,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没有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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