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5月-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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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市是距广州最近的一个市，占着广州的“上风上水”，有“荔枝之乡”美誉。我们去的时节，荔枝已经过季，无缘“日啖荔枝三百颗”，但沙塘蜜橘正硕果累累，味道甘美，非北京超市所售蜜橘能比。第二天早晨，出：增城市区不到三十公里，来到依山傍水叫派潭的地方，石达开的故居就在这里的河大塘村。一下车，我先是看到一些残垣断壁，随行朋友说这只是石家的外围，石家屋子本来要建三围，因石达开失败终未能围起来。这是一处典型的客家人建筑，我在福建一些地方也见过。这种建筑兼有军事用途，是客家人长期迁徙、客居异乡的发明，既能做日常民宅，又可做军事据点。进了石家祠堂，规模不大，可见家境一般。有一说石达开是富家子弟，也许说的是他后来到了广西的那家？祠堂里空空荡荡，除了四壁土墙，别无他物。我问是否有族谱之类留存，问过后又觉得无此可能，因为石达开犯的是株连九族的罪，最好丝毫痕迹都不要留下，怎么会有族谱。空气中弥漫着牛屎的味道，并无香火气息，看来很久没有祭祀了。石家围屋依山势而建，前低后高，第二围的房子大小相当，更像集体宿舍或兵营。在围子里转来转去，只见到两个女人，一个身影一晃，猫一样无声无息没了踪影，还有一个倒是大方，跟我们搭讪了几句。我问：你姓什么？她说的是当地土语，我听成“丘”。她知道我听错了，拍了拍手下的石头，说“石”。看来这是石家的后人无疑了，即使她的先人曾为一代枭雄，后代也不过普通草民和农妇。唯其如此，才是常情和实情。石达开从石头缝里蹦出去，实在有很大的偶然性。走到二围甬道出口，一抬头，豁然看到门后悬着三具棺材。我小时候最怕这东西，见到了就要吱哇乱叫，认为这个东西是“鬼”。当然，现在早已见怪不怪了。客家人以为棺材即“官”“财”，取其谐音讨个吉利。不过，把“意象”这么显摆起来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一度时期，太平天国被宣传得很是革命和先进，大概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沾了上帝二字，所以被说成“吸收了西方先进真理”，实在荒唐。其实，看了石家围子你自然知道太平天国“革命”的基础是什么。
石达开的结局很是惨烈。一八六三年春天，石达开率军从云南过金沙江，进入西昌。而后辗转冕宁、越西，于五月十四日进抵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所经地段，彝汉杂处，石达开不得已向当地土司纳礼买路。这条路线和七十二年后，即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的路线如出一辙。时间上，不同年却是同月。红军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红一团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到达安顺场。据说，石达开五月十四日到达当夜，大渡河水陡涨，强渡几次均告失败。还有一说，是日石达开宠妾生下一子，石达开为母子安全，全军停止渡河，延误了战机，以至铸成大错。这种说法，一般女性易于接受并且欣赏，实则最不靠谱。从一八五一年广西金田起事，石达开作为太平军一个方面军的首领，在十数年的战事中历练已久，不可能在生死关头犯下低级错误。后来，石达开命其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沉河，可见石达开并无妇人之仁。石达开的覆灭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性。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国内讧，为避免洪秀全杀害，石达开率军出走，但出走七年来一直游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多年征战，将士疲惫，厌战情绪日盛，甚至石达开本人也流露出“归隐山林”的意愿。有后人说，石军与成都咫尺之遥，为什么不打成都以控制天府之国呢。非不可为也，实不能为也。到达大渡河边的石达开军已无多大战斗力，任何一个作战意图都很难实施了。实际上，五月十四日之后的数日，石达开一直不间断地组织强渡，船筏或被激流冲走，或被对岸炮火击中，总之无一成功。到六月八日，石达开终于放弃渡大渡河，而改渡旁边的松林河。此河现在只是一小溪流，不知当时是什么规模。石达开已没有战略意图可言，焦头烂额中有一路可走就行。然而，就是这么一条小河，石达开竟然也没过得去！石达开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英雄末路，既不甘又无奈，只能归咎于天要灭石。彻底绝望的石达开，当晚决定自降清军以保全其他将士。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不过异想天开，很快石达开被凌迟，余二千将士被清军悉数杀尽。看过河大塘村的石家围子，中午又驱车数里，来到另一个更气派的石家围子，被称做邓村石屋。当地朋友说，这个围子是石达开得势时建造的，既显示当时的荣华富贵，也是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一旦不行就撤回老家据守。不知为什么石达开没回来，也许是忘了，或者这个围子压根儿与石达开没关系。这个围子的军事性质更为明显，有一座几十米高的碉楼，我进里面看了，有木梯层层攀缘而上，每层均有枪眼或射箭孔，我想，安分的老百姓谁会住这里呢。
我认为石达开个人还能称得上是英雄，但我对英雄的理解越来越复杂甚至颇有歧义，当然这篇文章不讨论这事儿。增城之行倒是把我遗忘的一个人提起来了，最起码让我又长了些见识。除了广西贵县那个石达开，还有广东增城一个石达开。我没去过广西贵县，在广东增城吃了，住了，还交了几个朋友，我就认了广东增城石达开吧。为此，我还要引经据典如下：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编号FC171／13一册抄本内，清方探报抄录《贼头目姓名籍》中有：“石达开，伪丞相右翼公，面黑、长颈，增城县人。”
金兰寺村
巫国明
金兰寺村位于增城石滩镇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增江河的东岸，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现有人口两千余人。金兰寺村开村于何时，已难以稽考。据现年八十三岁的村民姚珏阶老人介绍，金兰寺村开村以前，已有周姓人家在此地捕鱼耕种，后有姚氏从附近的初溪村到此放鸭，搭茅寮以避风雨，忽一夜见茅寮所在之处一片通红，以为茅寮火祝，急从初溪村赶来救火，到后见茅寮安然无恙，甚感神奇，便认为此地有红光出现，必为吉祥福地，遂迁居于此。后又有洪、关姓人家迁来，金兰寺村遂形成周、姚、洪、关多姓混住的格局，而周姓无疑是金兰寺村最早的拓荒者和始居者。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随着姚姓、关姓的迁入及人丁日渐兴盛，周姓人口则逐渐减少并外迁不断，而洪姓至解放前夕最后一户人家迁到东莞石龙后，金兰寺村就只有姚、关两姓了。现在金兰寺村人上香祭祖、燃烛禀神，开口第一句，必是“周家地头，姚家地主”，以示不忘自己是在周姓的地头生息。周氏为何迁离金兰寺？其直接的历史原因现已无从稽考了。但从村中一些长者口中，我还是归纳出了几点自以为可信的因由。一是历史上的三江平原涝灾严重，瘟疫猖獗，血吸虫病曾泛滥一时，而周姓在与这些天灾人祸作斗争过程中，显然难以匹敌而逐渐走向衰落。这可能与其姓氏族群的体质和饮食、卫生等习惯有关；二是周姓生殖能力不足，一直处在人丁单薄的局面，人口消亡抵消了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人口和户数逐步递减；三则是封建时代农村宗族斗争相当激烈，争田争地争水引发的械斗经常发生，弱肉强食现象普遍存在，势单力薄一方即成弱者，同姓问如此，异姓间就更不必说了；最后一点，则是迷信思想作祟，偏信风水佬之言，认为此地不利他们周姓的人居住、繁衍，最后黯然离乡背井，投亲靠友，远走异地他乡。周姓在金兰寺村的消失。无疑是值得同情、痛惜的，只是，历史的舞台从来就只提供给强者，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者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与一方演绎历史的舞台。
金兰寺村自古崇尚耕读文化，尤以姚姓为甚，先后出现过进士一名，举人两位，可谓声名显赫，门媚光大。建于明朝的姚氏宗祠，以其非凡气势，上乘的材料，精湛的建筑工艺，雕梁画栋，巧夺天工，名噪四方而风骚数百年。该祠堂坐西朝东，五间四进，总面阔二十三米，总进深四五米，建筑面积一千零三十五平方米。祠前有旷地，旷地前有鱼塘。全祠为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龙船脊，碌灰筒瓦，青砖砌墙，红砂岩石脚。
头门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五点二米，共九架，前出四步廊，后出单步。前廊、门内木梁是月梁做法，梁底雕花，上施云蕾纹驼峰、莲瓣纹斗栱和通花叉手托脚。前廊立四根、后檐立两根八角红砂岩檐柱，覆莲柱础，柱础基座和莲瓣上有精致的浮雕，柱头上施出柱异形斗栱承托出柱跳枋。檐柱间施木虾弓粱，梁底雕花，上置一斗三升斗棋承托檐桁。封檐板饰花鸟纹。正面墙为水磨青砖。红砂岩石墙裙，平面从稍间至明间逐间内收，墙楣饰彩绘。宽阔的木板门，在门的左右侧各立一根圆形木中柱。红砂岩石门枕石的正面和侧面有精致的石刻。门内墙楣饰墨绘。其余各进皆各具功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座具有较高的建筑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古代建筑。
村中明、清古建筑群中，还有一座著名的红砂岩与青砖构造的古建筑——“南池书室”，是一所建于明朝用于读书的高门大宅，其风格古朴，幽雅豪华，尤其侧墙柱的红砂岩石浮雕更是精美绝伦，非常罕见。书室东西厢各有一孔红砂岩石拱门，造型也非常优美，镶嵌在青砖墙上的红砂岩石雕花窗，堪称一绝。让你惊叹古人建筑的匠心独具之余，不得不对那个朝代的读书人对读书环境的讲究，以致不惜巨资营造如此清雅、惬意的读书场所而肃然起敬。伫立其中，仿佛数百年来的读书声依然延绵不绝，声声入耳。
金兰寺村有三大怪。
第一怪：有寺没村，有村没寺。传说在金兰寺村出现之前，这里已建有一庙，叫金莲寺，寺中有和尚主持。后来不知何年何月何因，寺庙倒塌，和尚散去，金莲寺从此消失在三江平原上。之后，才有金兰寺村。至于建村后为什么要叫金兰寺，现在村子里已无人能说出因由了。明明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座比村子更早的金莲寺，却偏不用金莲寺命名，而历史上又从未有过什么金兰寺，却偏要把村子叫做金兰寺村，你说怪不怪？这已成了—个无从破解的历史之谜。难怪增城人提起金兰寺村时，常笑话他们有寺没村，有村又不见寺的“寺”与“村”错位的怪异性。开朗的金兰寺村人听了也懒得计较，一笑置之，有时甚至乐得自己也拿这不争的事实来玩笑一番。
第二怪：有壳无蚬。这里肥沃的黑土当中，沉积着大量白色的贝壳。这些贝壳以蚬壳为主，也有为数不少的蚝壳。心形的蚬壳大都指头般大小，由于年代久远均已钙化，显出苍白、易碎而毫无光泽。为何会有如此多的贝壳？是哪个年代，又是什么人留下的？村民们百思而不得其解。不过，这并不妨碍聪明的村民们奉行的实用主义，他们把这些白花花的贝壳当作废物而加以利用，用它们来烧制出一担又一担的白灰。直到一九五六年，广东省文物普查队闻讯而来，才得出一个惊人发现：这是一个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贝壳是那个年代的人采食后弃置的。原来，在亿万年前，这里还是大海的领地，一片汪洋，后来随着东江、增江等珠江水流支系的冲刷，大量泥沙堆积，海水逐步退却，形成冲积性平原。到了大约四千年前，这里已生活着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一九五八年广东省考古队前来对遗址进行了选择性挖掘，在两百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共有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上层属于战国时期文化遗存，中、下层是新石器时期遗存。发现除了大堆贝壳，还有动物及鱼类骨、石器等堆积成的文化层，并在村子内发现了四座古墓葬，其人骨结构具有南亚蒙古人种特征。出土文物有石斧、石刀、石奔、陶盆、陶钵、蚌环、穿孔毛蚶壳、鱼骨串珠饰物等，现存于广东省博物馆内。金兰寺贝丘遗址，是广东省较早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之一，是增城建国后考古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