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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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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人到各处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时擅离职守或是不负责任,轻者记过扣薪,重者立刻调离,绝不宽贷。
  尽管要求严格,平日待便衣人员总是很亲切,从他平日一言一行观察,我觉得他对领袖始终是忠心不二,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替蒋介石尽忠。可是,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他在侍从室的崇高地位,却因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动摇。
  特务大队撤台之初,在俞济时的策划指挥下,所有的五个队,有四个队派驻在花莲,俞济时所持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花莲是台湾少数几个比较隐秘的海港,是最适合像特务大队这样的侍卫单位闪电移转防区的港口。
  我们便衣组人员,则是直属总裁办公室的第八组管辖,初到台湾,我们驻防在桃园大溪的中山堂。所谓中山堂,其实不过是一间很普通的日式建筑。1949年7月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那时他就住在这里。他去菲律宾,还是俞济时带了一小部分资深侍从人员,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蒋经国摆出接班架势时,俞济时仿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境。1950年,蒋经国正在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他第一个就想到俞济时手下的侍从室年轻人员,这是蒋经国打的如意算盘,他希望把年轻一点的侍从人员,变成干校第一期的学生。因为,这样既不必在人员训练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卫人员沉着冷静、见多识广,蒋经国早就希望把这股势力转为自己所用。但他没有想到俞济时一口就回绝了蒋“太子”:“蒋总统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给你调去干校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勤务谁能负责任?”
  1955年6月初某个晚上,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件发生了。
  俞济时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枪时,突然发生了枪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弹击伤。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项由陆军指定单位参加的军事演习,蒋介石要亲自前往校阅,依照惯例,只要是蒋先生在的重要场合,俞济时一定会事必躬亲,亲自前往督导大大小小的警卫安全事宜。然而,他这么一受伤,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里,蒋经国的政工特务,却宣称提前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外国势力涉及的“叛变”计划,当晚部分演习部队随即被紧急调换。据说,当天演习部队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这显然是指“孙立人对领袖图谋不轨”的事实。
  就这样,孙立人和他的主要干部被捕,准备接受军事审判。
  孙立人案,近年证明是一宗政治冤狱,是有关方面当年蓄意打压这位傲岸不群的少壮将领,至于是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诬陷冤案,有待历史见证。
  可是,孙立人和俞济时怎么扯得上关系?不但俞济时自己被弄得一头雾水,连蒋经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俞济时和孙立人是一伙的。可是,演习当天,俞济时没有和往常一样,亲临现场指挥侍卫人员布置安全,就算他和孙立人不是站在一条线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报”吧!
  就在情报系统这种简单而欠缺证据的推理下,可能蒋经国跑到爸爸那儿,狠狠地参了俞济时一本。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发生枪支走火,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打伤了大腿,您看这合情理吗?是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故意使出这样的一计苦肉计?……”
  蒋宋夫妇一向对俞济时是深信不疑的,俞济时忠心耿耿跟随他们几十年,牛马驱驰、披星戴月,他们夫妇是有目共睹的。
  俞济时这个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誉,他当过杭州保安司令,那时,地方父老都把他当作是包青天一样看待,还当过八十六军军长。部队驻在寿昌时,家父还为他高堂老母看过病,我记得那时自己还小,父亲在为俞母诊治痊愈后,俞还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枪,要给父亲当作纪念品,父亲头一次见到枪,立刻又亲自把那把枪送了回去,从这点可以看出,俞济时是一个强调知恩图报的人。
  记得在抗战胜利以后,俞济时时任军务局局长,他刻意培植了一批个子矮小、精明干练的卫士以及少、中尉级青年军官,派到各地战地指挥官的身边,充当蒋介石在各个军事指挥官身边的耳目,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青年军官一定向他回报消息,所以,他无异培养了一批军中情报员,专门监视各战地指挥官的忠诚与动向。
  当然,从国共战争的结果来看,俞济时这一招并没有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可是,他毕竟强化了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力量;然而,他的这个做法,也招致了外人批评的口实,例如说他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等等。
  凭借着他是蒋先生的黄埔一期学生,而且又是奉化同乡,老先生对他长年的奉献是坚信不移的;在宋美龄方面,俞济时下的功夫也不差,所以,在夫人这边,对俞的信任更有过之,因而,也有人认为俞是“夫人派”的人。
  可是,父亲毕竟比较相信自己儿子,何况,蒋介石觉得儿子能够运用自己培植的力量,破获孙立人案,让美国人的阴谋落空,儿子的功劳厥伟,自然对他言听计从、样样应允,其他任何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何况,俞济时那天未到校阅现场,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资深武官竟会在擦枪时走火,这也是教人无法不起疑窦的。
  蒋先生的个性就是这样的极端化,他对一个人的好恶是非常分明的,这次的事件以后,俞济时从此逐渐被迫离开了侍从室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蒋先生还是给他安插了一个上将衔的“国策顾问”,让他至少有一张冷板凳可以坐。
  俞济时不再插手侍卫人员的决策之后,官邸的大小事件,就全部由“总统”侍卫长一个人全权负责处理。
  当时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当俞济时被蒋介石父子削去权力后,蒋经国有时遇到俞氏,却是神色自若,非常亲切,好像两人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蒋经国的城府之深,那时我们总算领略了一二。
  


三层警卫圈严护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大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搬到后草山官邸,那里原来是台湾糖业公司的一处招待所;蒋先生很喜欢阳明山的气候和环境,后来,由阳明山管理局在后山公园顶上盖了一幢“中兴宾馆”,等这处簇新的宾馆落成,蒋先生才将“台糖”招待所交还回去,而“中兴宾馆”则成了他的避暑别墅。等到1950年3月1日,他宣布“复行视事”,重新坐上他原本在1949年元月间辞去的“总统”宝座,他便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总统”士林官邸,开始他在台湾最安逸的26年岁月。
  士林官邸,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园艺试验所,“光复”以后,是东南长官公署的一处款待外宾用的招待所,后经几次修建,才有后来的规模。
  在建筑形式上,士林官邸是一栋两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是,它的梁、柱等主要结构部分,则是当时台湾还比较罕见的RC钢骨结构。
  为了达到防空隐蔽的目的,官邸外表全部油漆成和附近山色同一色调的灰绿色,不但兼顾了建筑安全,还顾及了官邸隐秘的特性。
  在地形上,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整个环抱着,但是,它的腹地却十分空旷,这在军事地形学上来说,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所以,“总统府”方面为了顾及蒋介石和其家族的安全,从蒋先生搬进士林官邸住的第一天起,就计划将这个官邸要塞化。
  可是,要塞化毕竟不能在官邸里面搞,怕会影响蒋先生生活。于是,便沿着福山,把整座山作为要塞化的基址,意图把官邸附近地区,部署成固若金汤的陆空防御要塞,同时,在作战紧急时期,就作为三军的作战总指挥所。换言之,只要战争发生的话,蒋介石会被我们这些侍从人员,从士林官邸护送到距离官邸不远的福山指挥部,由他在这个地下建筑工事中,指挥陆海空军作战。
  蒋介石住进官邸之后不久,一个装甲兵排进驻了福山山麓。根据当时的研究判断,大陆方面已经拥有最先进的米格喷气战斗机,当局担心大陆方面对台湾实施空降登陆,官邸安全也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这个战车排,基本上是基于反空降的考虑;而为了强化官邸的“外卫”兵力,当局又加派了一个宪兵营,驻扎到福山,后来才由宪兵司令部成立了一个福山指挥部。
  在宪兵进驻之前,仅只有我们这些“内卫”人员,负责蒋先生的安全,所以,这也难怪俞济时当初要极力反对蒋经国抽调我们受训的计划。试想,假如我们的人去干校受训了,老先生的“内卫”安全,要去哪里找到既有经验又值得信赖的人接替?当然蒋经国可能也有他的观点和想法,这或许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
  继承了在大陆时期的防卫模式,“总统”官邸周围的安全工作,分为内中外三层警卫圈。
  除我们内卫人员之外,情报局编制下还有一个特别警卫组——一个外勤组织,在“总统”每次出游前,就已经把行进路线上各种可能的状况,先遣部署,并且做了事前安排;后来还加了一个警官队,强化外卫人力配置。
  因此,蒋介石这时的安全防护,简直有如古代的皇帝,真是滴水不入。他一出巡,先是福山指挥部的宪兵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蒋先生预定到达地点,同时,情报局的特别警卫组和警官队人员,和沿线军警配合部署绵密的警戒网,等我们护卫着蒋先生走出官邸大门,所有的军、宪、警安全部署已经完全就位。
  我们便衣组,虽名为便衣组,可是,还是有火力配备。我们沿袭了大陆时期的标准配备,便衣人员每人都有一枝卡宾枪,外加两把白朗宁手枪,侍卫人员是两枝手枪,还配备火力强大的重武器,随扈出行时,通常用一只长葫芦状的黑箱子,把长枪装在里面,放在机动车上,遇有紧急情况,才拿出来使用。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按规定穿着中山装,如果随时随地要佩枪,身上总是会鼓起一块,十分不雅,如果再背杆卡宾枪在背后,更不舒服,所以大家并不喜欢,可是在保护“领袖”的大前提之下,大家对这点小事,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军统、中统臣服蒋经国



  在蒋介石复职“总统”不久,蒋经国经过他父亲的授意,开始整合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蒋家父子非常清楚,情报组织是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控制工具,而且,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垮得那么快,他们父子俩总是认为,如果有一个更有效的情报系统,情况应该不会这么糟。
  蒋先生把整个情报系统交给蒋“太子”去领导、控制,可以凸显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把情报系统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归蒋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报系统军心。
  戴笠搭飞机撞山失事之后,国民党的情报组织马上是一片混乱。戴笠领导军统局时,讲究单线领导,所以,他的意外死亡,军统局内没有人能够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继任者毛人凤,以前不过是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他对局内的行政事务虽然是了若指掌,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当年戴笠到底布了哪些线在大陆各地,因而,毛人凤接掌军统局的时候,军统局已经失去许多原有的情报线民。然而,时值国共内战方酣之际,整个军统局有如一群无头苍蝇,根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说,当时惟一比较清楚戴笠单线领导内情的人,只有一个毛森,可是,偏偏毛森拒绝来台湾,后来听说他跑到国外,靠贩卖情报给老美,当起寓公来了。对中共的情报作战,会一败涂地,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蒋介石不愿见到昔日的军统局今天完全溃散,所以,他急需在最短时间内,将这股已经分散的力量重新加以凝聚。
  新人新气象,“八胜园”就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诞生的。
  “八胜园”是以坐落地点的一幢日本平房为名字的神秘的情报单位,其实就是现在的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当时,是以“总统府”资料室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作为当年蒋“太子”大刀阔斧整顿情报系统的司令部。
  蒋经国这个人做事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是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究竟是在想些什么花样。
  蒋经国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大幢日式别墅,然后由“总统府”征收以后,作为他的指挥部。这幢房子名叫“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
  这个办公室成立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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