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管理能耐-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缺，不能有效分权。在他的治理下，蜀中虽然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人才凋敝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在于他在位期间，无论军事政事、大事小事，一律事必躬亲，对下属多持不信任态度，例如对魏延这样有主见、有能力但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将领，常常采取压制政策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偶尔对下属信任一次，还错用了马谡，导致失了街亭。像孔明这样鞠躬尽瘁、事必躬亲，不累死才怪。而他死后；由于其生前并没有注重人才梯队的建设；蜀国再无可倚重的将佐之才；居然形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难堪局面；最终导致覆亡。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6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2）
《山海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远古的中国，在尧帝的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景象。这天尧帝出巡来到一个村落，只见两位老人在玩“击壤”之戏（古代一种类似于今天“保龄球”的游戏）。当时恰逢农闲季节，围观者还真不少，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这时人群中有人感慨道，“尧的功德真是伟大，在他的治理下，人们都能过上如此富足而悠闲的生活”。谁知这话被其中一位正在玩游戏的老者听到了，于是老人唱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尧听了以后，就默默地走开了。这首歌就是著名的《击壤歌》。
难道尧真的一点作用也没有吗？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尧作为领导者的高明之处：他从不居高临下擅作威福，也从不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横加干预，他的管理风格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乎让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我们说，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老子》里有这么一句名言，“太上，民知有之，其下，亲而誉之，其下，惧之，其下，侮之。”就是说，最高明的统治者，人民仅仅知道他的存在罢了（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次一等的，下属会尊敬他、赞誉他；再次，会使人民因慑于他的威势而畏惧他；最差的，毫无威信可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能使得下属瞧不起他、轻侮他。可见，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被管理者几乎察觉不到管理的存在，让他们感觉到现在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几乎没有管理者的功劳。不过；这种“太上”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
身为管理者，不能事事面面俱到、越具体越好，也不是力求管理的规章制度越精细越好，而应注意一切都要留有余地。但同时也要懂得细微之处；这样凡事才能掌握好恰当的火候，做到不温不火。
所以，《老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得相当精妙：“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条名言，曾被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他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过。它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一定要谨慎小心；切忌大肆炒作；政纲也不要频繁更迭。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煎鱼的时候，不要随便翻动，如果翻得太勤，鱼就容易碎；当然如果一动也不动，则难免把鱼煎糊。因此，只能将调料、火候掌握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切，不燥动；这样煮出的东西，才会色鲜味美；如果火候不对、调味不对，加之心烦气燥，下锅后急于翻动，东一下，西一下（看似“有为”），最后煮出的东西“一团糟”，色、香、味什么都没有了，肉也碎了（却没有绩效）。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寓意深刻而又简明扼要地向我们揭示出为政的关键之所在。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要清净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地改变社会，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大乱。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的话，就会收到国富民强之效，这样连外敌也会忌惮三分。结果就是达到了“无不为”和“无不治”。
管理企业亦是如此。对企业来说，宗旨性的规章制度和大原则不能变，只能因时间推移、市场演变和大小、软硬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使企业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运行轨道，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大体完善的，就不要轻易去“翻弄”它。这有点像今日企业所谓的“使命声明”（mission statement）或“目标宗旨”；有扼守不变之说。
所以，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一个企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国家十数亿人，如果制度反复无常，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最终使人步调不一；思想混乱。如果制度稳定，大家就会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出大成果。
朴素的辩证观和原始的“相对论”
《老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堪称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渊薮。老子在他的五千妙言中；以自己独特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探寻着宇宙和人生的奥妙；处处体现着深邃的哲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老子》就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点是儒、法、墨等各家学派均未达到的高度。
老子看待问题；总是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在他的著作中；时时都体现着“一分为二”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老子具有非凡的智慧；他通过观察身边的事物；发现它们总是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寒暑、阴晴、树木的荣枯、海潮的涨落；都是自然界中阴阳互变的现象。由此再联想到人类社会；老子的感触就更多了。人的生老病死、祸福、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存废；无一不充满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不断消解、转化、融合；然后再制造出新的矛盾。正是目睹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和人世悲欢；老子摒弃掉了以前那种看待问题时静止、孤立的眼光；逐渐产生了联系、发展、辩证的思想观念。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物极必反。每一事物；它本身就蕴含着一对甚至多对矛盾。任何生命诞生以后；虽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但成长也就意味着衰老；生命一天天成长；也就是在一天天走向死亡。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不能光看到其中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事物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同时作坏的打算。而且；事物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没有“坏”的一面作陪衬；怎么能显出“好”的一面呢？所以人们应该全面看待事物；理智对待其优劣和短长。《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存；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就充满着这种辩证的智慧。
在老子的思想观念中；没有“绝对化”的概念；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具有可以相互转化的对立面；简直就是一种原始的“相对论”。把老子的这套思想拿来启迪人生；就是“福兮祸之所；祸兮福之所伏”。就是说；人生的祸福也是无常的；好事也许会变成坏事；坏事中没准也蕴含着好事；因此老子用这两句话告诫我们；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自满；要时刻居安思危、防备灾祸的到来；当灾祸降临的时候；也不要灰心气馁；要想办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争取逢凶化吉。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著名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的掌故；想必中国人都已耳熟能详；不再赘述；但它确实留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虽然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坏事可能带来好事；但我们却不能消极地等待；坐等“否极泰来”。道家虽然主张“无为”；但并不是要我们消极保守；碌碌无为。什么才是积极的态度呢？庄子说得好；“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就是要注重平时点滴的积累；从细微的小事做起；久而久之；便能从量变到质变。因此要想让事物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就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放过一点点细微之处。在这里；睿智的老子又教给中国人一条格言：“合抱之木；步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中深意；值得每个中国人；尤其是管理者深深记取。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7节 法家管理手段
和儒家的“仁义怀柔”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境界不同，法家的管理思想就远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法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法家的一套主张，似乎很符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X”理论假设。
“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韩非。韩非博采众长，形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他坚持法治、抨击人治。这些主张对于今天国内的企业而言当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在于，今天的企业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混乱的家族制和僵化的长官制都不可能适应未来的竞争环境。
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有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之间不存在道德关系，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法家的理论不指望人自觉，不要指望人不变坏，但是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变坏。法家主张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人的不法行为。人总是骄于爱、听于威，严厉是唯一的选择。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管理需要用高压政策。同时在此基础上，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基于强大的法律加上丰厚的利益驱使，人民就好管多了。
从春秋时的商鞅开始；一直到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都一贯主张领导者应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只有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才能使人民敬畏，这样才便于领导者推行其措施。因此一般而言，法家学派的观点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的，而且强调令行禁止，领导者先要立威、立信，才能服众。此外，法家思想过于带有功利性，认为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套理念难免给后世那些醉心于权术的统治者以口实。
法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一旦确定，就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那个年代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3）“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并防止犯上作乱的行为，维护君主地位。
虽然法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却不小，而且历来为很多人所尊奉。例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法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不一定了解得到。事实上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在治国上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就一再运用严刑重典，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就让当时的一些官员很不理解。诸葛亮的重要助手法正就曾经问他，当前大局初定、人心思稳，而且国家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正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