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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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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妻子。“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即李立三。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政治局的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更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其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地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地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可是,风云变幻莫测。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后,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信之前,他已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子又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一九三○年十二月五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讨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十一月十七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    
    领导权呢?这得从头说起……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1

    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上,一座俄罗斯大教堂对面有一所具有神秘的院落。门口没有挂牌,但站着警卫,闲人莫入。从不断进出大门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青年可以判定,这儿也许是一所华人俄语学校。    
    这所学校里,果真开办俄语班。只是教俄语是为了使学生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而已。  这所学校的全称叫做“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次公开宣布建立这所学校,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会议上。他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同年十一月,这所学校便正式开学。最初,学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选派的,所以学生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要人子女——既有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也有蒋经国。后来,国共分裂,那里便成了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后,任命拉狄克为校长。他是波兰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副校长非常年轻,才二十四岁,年岁比有的学生还小,他不得不终日板起面孔,力求显得老成一点。这个小伙子原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弗尔图斯。一九一七年,他十六岁时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从此就一直用这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于中共的影响,其深刻性不亚于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自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就专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由此发迹。特别是校长拉狄克后来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被撤职,米夫就任校长。紧接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也有的说是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中国科负责人),从此他主管共产国际的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上司”。    
    一九二七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他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八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内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此人,五短身材,工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口齿不清。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原是“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字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一九三一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后来,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一九三一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一九○四年,比米夫小三岁。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的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便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任支部局宣传干事。这样,米夫掌握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权,王明也成了中国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2

    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本来,这纯属联共(布)内部事务,跟中国学生关系不大。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一下子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反托运动”的重点: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二十八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内中有不少人后来对中国革命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通常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萧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据说,还有一个小同学也支持王明,可是观点常动摇,算是“半个”,故又被人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那时的王明,还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小打小闹而已。    
    他头一回在中共高层“露脸”,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米夫成为中共“六大”的幕后操纵者。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人物。就连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翻译也由王明担任。米夫参与了扶植向忠发,让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不过,当米夫提议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受到了代表们的抵制——因为王明连代表都不是,况且又未曾在国内做过实际工作,怎么可以选他作为中央委员呢?    
    王明终于下决心回国了。那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他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三个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他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问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二月二十八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他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一九三○年六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起来。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被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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