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4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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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到了上海许多年后，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未名社的青年人除曹靖华以外，都是安徽人。李霁野生于1904年，韦素园生于1902年，台静农也生于1902年，曹靖华生于 1897年，几乎都是同龄的。这些人中，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有小说家的风度，不过由于受鲁迅影响过大，反而显得有些拘谨。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且推出文学精品，那是很令令人羡慕的。
据说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家，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11号“破寨”，后迁至景山东街“西花虎洞”。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四十号。李霁野在家中保留了这些旧址的照片，看了不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就视野和境界而言，不亚于当时的名人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介绍于中国，都是开先河的事。不仅对后来文学影响甚巨，对像鲁迅这样的人，亦有深切的撞击，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也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韦素园、曹靖华的俄语，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这些青年的劳作，带来的是些惊喜的闪光。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
2
由作家们自己办出版物，自编自写，样子类似于作坊。鲁迅身边是一群孩子，艺术与思想都正在形成期，一切尚未定型，脱不了稚气。大家自觉地聚在一个老师身边。张目寒、韦素园、曹靖华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韦素园本来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却不好好上课，从东总布胡同跑到沙滩的红楼去。对鲁迅的敬仰是深切的。未名社起初就在沙滩附近，六个成员经常见面。曹靖华在《哀目寒》一文中写到那时的情形：
“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所谓成员者，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用自己的钱，印自己的书。有钱就印，无钱搁起，书的内容形式，都认真负责，丝毫不苟。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自动手。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
从目前留下的《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看，二十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纸张亦劣，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刊物薄薄的，装帧也朴素得很。每一期的文章不多，质量却是高的。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是讲究趣味的。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诗、小说、随笔参差于此，每期几乎都有译文，质量是高的。这些或许受到了日本书刊的暗示，小巧玲珑，并不贪大。在那样一个枯燥萎顿的环境中，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用“其乐也融融”来形容他们几位，也许是恰当的。
好多资料透露了文学青年与鲁迅的交往，策划选题与编辑中的轶事。李霁野就记录过未名社友人常去先生家的情形。鲁迅的怎样谈笑，开心片刻之后能感觉出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新文学初期的出版是尝试性的，风格要别于以往，不重复别人。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感慨道：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记得有一回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地写几句。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他说，好的，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因为，那个广告实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读者上当，这是先生常常用以敬戒未名社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如《君山》和《朝花夕拾》，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给。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也不难窥见先生著作的良心。
“书面的装潢，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他都很为愤慨。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先生有几句这样说：‘《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竞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一次为了遗漏了作书面人的名字，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加装进去。”
未名社创办不久，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鲁迅的书，托洛茨基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有市场。连青年社员自己的著述也有不少人关顾，那是鼓舞过大家的。著作的出版，都是未名社同人自己的成果，而杂志的撰稿者，不时也有了新面孔。周作人、徐祖正、刘复、戴望舒、高长虹、董秋芳、向培良；常惠、冯雪峰、许钦文、于赓虞、魏金枝等都有文章刊出，队伍也算不小。这个圈子与现代评论派有所不同，审美方面甚至有些对立。鲁迅起初是高兴于此事的。看到未名社能有自己的实绩，他流露出了父爱般的热情。王冶秋曾亲眼看到鲁迅在未名社出版部抚摸新书时的表情，是“见了自己婴孩似的喜悦”。高长虹在回忆文中也略微叙述了一些线索，鲁迅怎样帮助韦素园，如何与青年共事，写得饶有趣味。未名社组建得仓促，漫无目的似的。唯其这种松散、自由，才有了浑厚、自由的一面，不像一些杂志那样板着面孔。出版的几本书印得都有尸股文气，即便是过了许多年，重翻那些书，不由想起几个苦苦著述的身影。现代文艺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人与人沟通、碰撞的过程。在没有路的地方，大家携手摸索着。其间的友情、爱憎、聚散，也是一部内蕴深切的无字的书。
狗 娘
■ 余泽民
鹫，总是将巢筑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之上，它们的孩子一脱壳儿，就可以望到高远的苍天，就可以俯瞰海浪似的山峦，即便那些勤于巡狩的山林猎人，恐怕一辈子也很难看到一只尚未离巢的雏鹫。
通常情况下，鹫一窝能产三只卵，但是它们只孵化其中的两个。
在哺育期内，母鹫总是忙于觅食，疲于喂养雏鹫，因此不仅变得体质衰弱、羽翼无光、爪子内卷，而且还会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因此，感到力不从心的母鹫经常会将其中一只已经孵出来的幼雏扔出巢外，以便集中精力专心抚养留下来的那只。
据说，有一种好心的斐尼鹫会将被母亲抛弃了的雏鹫捡回自己的巢里代为抚养。雏鹫长大了，就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布达佩斯。在去十区公墓的途中，丹尼大叔还一路絮絮叨叨地跟穆良的妈妈说：这几年，他对穆良操心得就像是一只“斐尼鹫”……但是，自打从葬礼上回来，老人再也没有这样说过。
一
六十岁，如同一个门槛儿；人只要一跨进这个门槛儿，就开始了死亡。
丹尼大叔一向是个即使火烧到眉毛都要蘸着吐沫卷一支纸烟的沉稳男人，但是在这些日子里，老人突然变得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浮躁起来，准确地说，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慌与焦虑。
说来也真怪！尽管在这套奥匈时代的老房子里已经死过了许多人，可是，黑夜过后，太阳总会升起来，这个屋里又总会有新的情感萌生……这话听起来很哲学、很理智、很冷酷、很造作，但是又很真实。
比方说：阳台上的花儿，他至少已有一周没有浇了，可是，即使他一周都没浇过一次水，那些花儿仍还活得好好的。不仅枝叶长得蓬蓬勃勃，花儿也开得很鲜很艳，就连花盆儿里的黑色肥土，也总是湿润的。
厨房他也有好几天没进了，不过，房间里苦香的咖啡味儿却一天都没有断过。
另外，还有浴室里的老式洗衣机，即便他懒得已经好久不碰，但是每隔两天，他还是能够听到洗衣机会“哐哐哐”地狂响一次，那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铁疙瘩”甚至会歇斯底里地从浴室这头儿蹦到那头儿，还撞碎了一块好好的墙砖。
生命确实无常：在这位已经看到了死神背影的男人身上，却骤然发生了不经意的的心肌梗塞。丹尼听了心里一惊，立即联想到自己同样猝死的父亲，突然联想到自己也一向偏高的血脂血压……于是，丹尼决定从第二天起效仿姐夫，只吃蔬菜水果等清淡饮食。此外，他还开始定时收看各家电视台的健康节目，买健康杂志，吃保健药，喝保健茶，每天早晚都要量一次血压；这还不算，老人还特意倒了两趟有轨电车，跑到拥挤不堪的“四虎市场”，在一个中国摊位一下子买了两套运动服：一套长，一套短，准备定时到玛格丽特岛上跑跑步。
姐姐的死，使丹尼又一次试图领悟死亡的意义。
但是令老人震惊的是：他的运动计划还没等实施，“托马士”就又出了事。丹尼大叔觉得，他这几年的日子简直就被死亡填满了！说心里话，尽管“托马士”——这个短命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他的一位房客，但是若跟“老邦迪”或皮洛什卡大婶的去世比起来，“托马士”的死更让老人揪心。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生活中的一出经典悲剧。
“托马士”死后，男孩那头乌黑发亮的短发总是在丹尼大叔的眼前晃动。年轻人有一头叫人羡慕的浓密黑发，这不仅由于他年轻，还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托马士”，这是丹尼大叔三年多前特意为穆良起的洋名字。不为什么，他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穆良。尽管男孩并不乐意，但是任性的丹尼大叔非要这样叫他，而且不由他不听，不由他不应。丹尼大叔虽然一辈子也没有裁剪过一件由自己设计的衣服，但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好裁缝；既然是一个好裁缝，那么自己看人的感觉也不会错。
二
四年前，丹尼大叔的爱妻阿格奈丝死于恶性淋巴癌，从发现到去世，前后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一年后，他在《布达佩斯快报》上登了一则“出租一室住房”的小启事。
丹尼家住在离多瑙河边不远的国王大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曾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居住区，也是一条店铺繁华的著名商业街。丹尼大叔住的是一套建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典型中产阶级住房：居住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室内高度四米二；房间宽敞明亮，光是墙上的窗户就足有三米多高，不仅是双层窗，而且里面有一层折叠式窗板，外面还有一道深褐色的百叶窗……丹尼大叔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过这个虽不深奥、却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曾是哪位犹太银行家或古董商的府宅？是谁曾在这块磨损了的地板上踱过步？自己也终有一日形影相吊地死去，那时谁又将住在这儿呢？
丹尼大叔出生于德布列森市的一个“裁缝世家”，东欧剧变之前，他家属于无产阶级；剧变之后，最多也只能被划为小市民阶层。按理说，他家上下几辈都没有享用这套奢华大房的资格……但是，恰恰就是因为穷，他才能够稳稳当当地在这里住一辈子，这也算是一次“历史的机遇”。
丹尼的父亲是个颇有心计的穷裁缝，“二战”期间，他趁着兵荒马乱撬开并占据了这套空房子。原来的房主是犹太人，据说还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书商，后来这家犹太人被举家抓到了德国人设在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有人趴了电网，有人人了毒气室，一九四五年德军投降时，这家人里只有一位怀着身孕的年轻女人从集中营里侥幸生还。
女人曾通过各种渠道试图索回住房，但是最终不但没能把丹尼的父母赶走，反而成了他们家的一分子。七个月后，薄命的女人死于“产后感染”，咽气前，她为新降生的女婴取名为阿格奈丝。没有人知道阿格奈丝的父亲是谁，甚至不知道她的父亲究竟是匈牙利人？还是德国人？不管怎样，丹尼的父亲做了女孩的父亲。阿格奈丝先做了少年丹尼的妹妹，二十一年后做了青年丹尼的情人……后来，一直等到丹尼四十岁与前妻离婚，阿格奈丝才终于当上了中年丹尼的妻子。
丹尼大叔很爱阿格奈丝。虽然阿格奈丝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但在男人看来，那个“为了自由”而丢掉自己离家出逃的前妻，从感情上说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尽管前妻的出走有着种种堂而皇之的政治借口，尽管前妻在澳大利亚申请“避难”有着这样那样合情合理的理由，尽管许多年后前妻也曾随夫携子地回到匈牙利看望过丹尼……但是，关于前妻的感情，男人从不愿跟任何人提起。所以，在周围人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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