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三国史-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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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段引文系叙述冉夷的一些习俗，引文明言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然后述其习俗。这些习俗自应系六夷、七羌、九氐所共有，其中之“六夷”究竟为何种“夷”，并没有指点清楚，至于其中的氐、羌，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习俗有异有同，这里却将氐羌与夷笼统叙述。这样只能解释为这里的氐羌和夷人习俗大致相同。其王侯颇知文书，说明汉化程度较深；“贵妇人，党母族”，表明与乌桓等东胡族有点相似；“死则烧其尸”，表明与氐羌火葬之俗相同；“累石为室”，正是氐族的习俗。冬则入蜀为佣，夏则反其聚邑，说明并非奴隶社会。同时也表明这里的民族还不是过着农业定居生活，而是半农半牧。从他们深受汉族文化影响观之，应该已进入封建时代了。总的来看，这三个少数民族是比较能够和睦相处的。
同传又载：
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龙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两汉时，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武都与陇西、天水（汉阳）及其临近地带，是氐族的基本根据地。其中的河池县在仇池山上，山上有池，“泉流交灌”；“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壁立千仞”，形势险要，物产丰富。氐人质直勇敢，敢御强暴。故当西汉盛时，仍敢于一再反抗。至三国时，以曹操之强，氐人仍敢塞道，阻操南下，操虽将其镇压，但仍畏氐人日后为蜀汉效力，“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
同传接着又说：
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后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后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氐人虽也经常反抗汉政府加到他们身上的赋役负担，但氐人人数既少，居地又十分分散，所以多被郡县迅速击破。及至黄巾起义发生，史书多有羌胡起来响应的记载，可是很少提到氐人的动向，实际上，当凉州各族人民初起义时，即有氐人参加。《三国志》卷36《马超传》注引《典略》言：“灵帝末，凉州刺史耿鄙信任奸吏，民王国等及氐羌反叛”，即是其例。又如原为凉州各族起义领导人后来又坠落成军阀的韩遂所以能在关陇从事军事活动达三十余年之久，亦赖有氐羌始终不渝的支持。直到韩遂日暮途穷时，还经金城入氐王千万部。马腾、乌超父子也颇得氐羌助力，如同前已引过的《魏略·西戎传》所载：“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三国志》卷9《夏侯渊传》载：“建安十九年，夏侯渊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至渭水，（马）超将氐羌数千逆郃”。《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辨，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都是氐族人民被军阀利用以争夺土地人民的事例。
由于氐人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大势力之间，所以两国对氐族人力物力的争夺也不遗余力。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渊击武都氐羌于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区以逼关中，乃令张既至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都是曹魏掠夺氐人粮谷和人口的典型事例。在蜀汉方面，因地小人寡，更把争夺陇右各族人民当作先急之务。由于蜀汉政权必须取得氐、羌各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对待氐、羌等族的手段比较温和，从而收到的效果也比较好。蜀汉同羌族比较融洽的关系，前巳叙及。蜀汉与氐族的关系正复相同，这里不再赘述。现只谈一下氐人的欠缺之处，即氐人的民族凝聚力甚差，例如《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载：
（建兴）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过期不至，大将军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以上事件并不是孤立和罕见的，氐羌兄弟分种、各自东西之类的事，乃属司空见惯。前已言之，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这样，弱时依附于人，难以图强；强则分种，“无相长一”，力量亦由分而弱。羌人如是，氐人更甚。这就是氐羌所以难得有作为的重要原因。可是，氐人多务农，长期与汉人杂居，因之氐人的文化也不断增进，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雍各族人民群起反晋时，即出现推选氐帅齐万年为帝的事。再往后八十余年，更有氐王苻坚统一中国北方的盛大业绩，凡此都说明氐、羌民族并不是终无作为的。
第二十章 蜀汉的少数民族
蜀汉的南半部，即所谓“南中”，东汉时分置益州、永昌、牂柯、越帯目ぃń竦孛鸭笆觯┘瓣艄Ｊ窈汉笾鹘ㄐ巳辏�225年）诸葛亮南征后，重新划分为七个郡，即：越帯ぃㄖ乌龆迹袼拇ㄎ鞑校恢焯峥ぃㄖ沃焯幔裨颇险淹ㄊ校粻櫩驴ぃㄖ吻依迹窆笾莞Ｈ馗浇唤ぃㄖ挝断兀裨颇锨甘校恍斯趴ぃㄖ瓮鹞拢裨颇涎馍奖保挥啦ぃㄖ尾晃ぃ裨颇媳Ｉ较兀辉颇峡ぃㄖ螚Y栋，今云南姚安北）。以上各郡均有数量不同的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在蜀汉北半部也有氐羌等少数民族，这里不再叙述。现只把南七郡中有显著特色的叟、焚、濮族叙述一下：
一、叟族
叟族系西羌一个支族，先秦时活动于今甘肃、青海及其邻近省区。《尚书》卷2《禹贡》、《史记》卷2《夏本纪》及《汉书》卷6《武帝纪》提及作为西戎之一的“渠搜”，即叟族的前身。《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言：“诸葛亮五月渡庐……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搜兵即叟兵。《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青羌即叟之在南中者。春秋战国时，叟人建立蜀国。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遣司马错灭蜀。汉代史家常称蜀为叟，蜀、叟二字同声通义。周武王伐纣，包括蜀在内的八个小国亦曾参加。蜀郡叟人因与汉人相处日久，逐渐融合。四川东部的巴人亦是一样。可是在蜀郡徼外的西南夷仍有不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叟人部落。大体说来，叟族是由西北往西南移动的。
蜀国的叟人主要居住在越帯⒔椭焯岬瓤ぃ瑤‘字与叟同声，《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书所提到的帯思篡湃恕！度尽肪�43《张嶷传》言：“越帯ぷ载┫嗔撂指叨ㄖ螅乓氖矗碧毓弧⒔硅！薄佰乓摹敝港抛逵肫渌娜恕！痘艄尽肪�4《南中志》言：“先主薨，越帯潘Ц叨ㄔ选保挥盅砸嬷荽笮沼宏＇”使建宁孟获说夷叟”，这里的夷叟可能指西方的夷人及叟人，也可能只指叟人，因叟亦属西夷，越帯虢さ嫩湃送粼綆‘羌。《史记》、《汉书》叙及以上二郡的少数民族，或言“蛮夷”（南方的蛮人和西夷），或用“郡夷”（指郡内的夷人，应包括叟族）。东汉以后的史书始提出“叟”这一称呼，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亦发生阶段性的演变，初期叟族内部只有各自分散的部落，后来各部落逐渐凝聚为一个较壮大的部族，故名之曰叟族。1936年从今云南昭通市（三国时属朱提郡）洒鱼河畔的古墓中发掘出一颗刻有“汉叟邑长”四个字的铜印，旁边还有汉砖出土，说明这颗铜印是东汉或蜀汉颁发给当地叟族酋长的信印。
建宁郡的少数民族还有濮、僰、昆明等族。《三国志》卷43《李恢传》言“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向南夷的叟族和濮族人民征收耕牛等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叙此作“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其中的“其”，即指叟、濮二族。昆明族，实系叟族，也称昆族。《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曾提到昆明族。《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夷（西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二者只是称呼之不同，属氐羌族系统。《三国志·李恢传》言恢曾被围困于昆明，昆明即因住有昆明族而得名。叟族还被称为“氐叟”、“斯叟”、“苏祁叟”、“青叟”（即青羌）等，均因系属氐羌系统的部落或部族而得名。从汉魏之际史料看，各军阀颇喜以叟人为兵。吴人伪制的《后出师表》言：“僰、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资治通鉴》胡注云：“蜀兵谓之叟，僰叟、巴叟之兵也”。胡注释叟为蜀兵，未为甚妥，然征用叟人为兵，实为各军阀所惯为。如《三国志》卷31《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曰：
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众得入，城溃（李贤注：叟兵即蜀兵也，汉代谓蜀为叟）。
《后汉书》卷75《刘焉传》：
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李贤引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
《三国志》卷31《刘璋传》：
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
从以上几段引文观之，叟兵在当时是各军阀喜用的劲旅，而青羌尤以勇敢善战著名。青羌因服饰崇尚青色，故有此称，其善战与板楯齐名，诸葛亮以南中青羌为五部，由名将王平统领。《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诸葛亮：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爂、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财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亮收其俊杰建宁爂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由以上材料可知诸葛亮所以能与强大的曹魏连年争战，而不稍示弱，实赖有南中各族人力、兵员和物资的种种有效支持。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是尽量笼络各族的大姓豪强，通过他们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和利用各族人民为蜀汉政权卖力效劳。这种作法无疑是高层次的阶级压榨，唯客观上对南中各族社会的封建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僰族
《文选》卷11载有陈琳（字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提到曹操麾下有“湟中羌僰”等少数民族队伍。《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数次提到在夜郎西边的“僰”，《集解》引徐广曰：僰乃“羌之别种”。《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载严安给汉武帝上书亦言及西南夷中的“羌僰”。《后汉书》卷80《杜笃列传》则以“氐僰”并提。李贤注以为“氐僰”“乃西南夷号”。以上材料说明两汉三国时，西北个别地区仍居有僰人，而僰人在西南地区者更多。僰既常与氐羌并称，证明僰族出自氐羌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僰与“白”同音。《水经注》卷33《江水一》引《地理风俗记》谓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所谓“仁”，指文明、进步，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当公元前400年左右，蜀攻青衣（今四川芦山县至雅安市一带，相传为青衣羌居地），“雄长僚、僰”。《汉书》卷28上《地理志》犍为郡僰道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僰侯国”（今宜宾市）。《水经注》卷33《江水一》“僰道县，本僰人居之，《秦纪》谓僰僮之富者也”。三国时，僰道县西南今云南东北部昭通地区的平埧中，住有不少僰人，那里有千顷池和龙池，系僰人用以溉田种稻者。汉武帝时，从僰道往南开了一条经过僰族聚居区通向益州郡味县（今云南曲靖市）的道路。味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