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三国史-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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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曹操准备与袁绍交战前，任命刘馥为杨州刺史。馥在合肥建立州治，安集百姓，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八十里，陂周百二十余里，相传系楚相孙叔敖所造，刘馥予以重修。茹陂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吴塘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二十里。七门堰在今安徽舒城县西南百一十里。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刘敞写《七门庙记》，谓“七门三堰，灌田凡二万顷，实刘馥所造”。按刘馥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嘉祐已有八百余年之久，刘敞尚见百姓庙祀刘馥，说明人民对修渠兴利者深厚怀念。赵一清谓：“七门三堰者，堰在县七门山下，所谓鸟羊堰、千功堰、槽牍堰也”。
（3）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浑于肖（今安徽肖县西北）、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二县界，兴陂堨，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4）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豫州刺史贾逵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5）成国渠及临晋陂《晋书》卷26《食货志》谓：“青龙元年（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县），筑临晋陂，引■、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
（6）戾陵堨及车箱渠嘉平二年（250年），刘馥之子刘靖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他在幽州州城蓟县西北的水上修筑了一个分水坝，分出来的水经昌平县往东至潞县（今北京市通县东），长约三十余里，称为“车箱渠”，渠水注入高粱河上游，共溉田万有余顷。
另外，魏文帝时，牵招为雁门太守，“郡所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大约与此同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河内沁水县沁水上垒石为堰，以资溉田，谓之石门，亦称“枋口”。魏明帝时，涼州刺史徐邈在今甘肃武威、酒泉一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正始时，幽州刺史毌丘俭“穿山溉灌，民赖其利”。正始末，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亦“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以上堨渠，多为溉田而建。还有主要为军用及航运而开凿的，如：
（1）白沟即宿胥渎（黄河旧道）。建安九年（204年）春，曹操准备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淇水源出山西，经今河南淇县流入黄河。操在淇水将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以成堰，使水改道东入白沟。这个河口即称为“枋头”。白沟东北流至今河南内黄县城西，纳入自安阳方面流来的洹水后，与在其西的漳河并肩再向东北流去。曹操为了将白沟与漳河连接起来，又开了利漕渠。
（2）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爵魏公，实际即建立了魏政权。以邺为国都。为了加强邺与四方的联系，乃凿了利漕渠，渠西北起自漳水旁的斥漳（今河北曲周县），往东南至馆陶县的利漕口流入白沟。《水经注》卷10《浊漳水》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名‘利漕渠’”（清洹是白沟的另一名称，清指清河，洹指安阳河）。
（3）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北征乌桓，患粮不继，乃凿以上三个渠。自呼沲（即今滹沱河）凿入洠樱ㄉ嫌渭唇裆澈樱掠窝笄搴又撂旖蛉牒＃捌铰睬保淮記t河口凿入潞河（潞河是白河合温榆水后的下游水道，又名笥沟，即今北运河的前身），名“泉州渠”（因渠南起泉州县而得名，泉州县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新河的开凿见于《水经注》卷14《濡水》：“魏太祖征蹋顿，与泃河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新河是沟通泉州渠与濡水（今滦河）的一条人工运渠。渠的西口，自宝坻县盐官口承鲍丘水为源，东流至滦县注入滦河。
操开凿以上各运渠以后，中原与河北、辽东等地的主要河道便可以互相通航。操自平定河北以后，即将视线转到经常与吴交兵的东南地区，故操及其后继者对从许、洛通向江淮的水道都致力修凿。建安七年（202年），操为了清除河北袁氏势力，曾在浚仪（今开封市）修治睢阳渠，以为运兵输粮之用。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操率军征吴，“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建安十八年（213年）及二十二年（217年）初，操两度进军濡须口，都是走的水路。操为了对付吴、蜀两大敌国，末年终于把政治中心放到洛阳。因之许昌和谯县同为魏伐吴的后方重镇。黄初六年（225年），曹丕为了伐吴，曾至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修讨虏渠（在郾城东），引汝入颍，以增加颍水水量。浮颍入淮，尤为曹魏后期水运要道。曹丕、曹叡统治时期，魏吴虽不时交兵，并无决定性的战役。三国后期，魏、蜀、吴三国皇室均呈现衰落景象，只有司马氏方兴未艾，不论在兴农、用兵和人才旺盛诸方面，司马氏都能有所作为。具体事实之一即司马懿与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利与屯田，其实际情况，前已多次谈及，现只再引用《晋书》卷26《食货志》所述邓艾修广漕渠的一段话：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由上可知，邓艾在颍、淮二水所修广挖深的河渠甚多，淮阳和百尺二渠也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这些河渠不只是运送兵粮的主要航道，也有益于溉田兴农积粮。
二、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
曹操对关系军国之用的煮盐冶铁手工业极为重视，他说：“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操刚起兵时，亲自“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见者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邪？”操曰：“能小复能大，何苦！”后来操制成“百辟刀”五枚，谓之“百煉利器”。这种防身利器，只给太子曹丕及其他称意的儿子。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绍作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操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仅此一事，即说明操平日注意研制武器对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古时，人们认为担任军器制造的官职，没有出息。操为此特地给司金中郎将王修写信，告以司金中郎将之职，虽低于军师，然而从建功立业观之，尚胜于军师。后操物色韩暨为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谓熟铁一石，即120斤），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史称“暨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三国志》卷15《张既传》言：“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水排和水碓，东汉时已有人制作。三国时又推广应用于边远地区，技术上也有所改进。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司马懿镇关中，曾“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曹操时铁尚不敷用，故“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盐的官营，尚早于铁。官渡战前，操使治书侍御史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给尚书令荀彧书，建议置盐官，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赀购置犁牛，吸引农民归来。荀彧即以卫觊之议报告于操，操从之，于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并令司隶校尉钟繇治弘农。由此关中外出农民归者益多，而关中诸将亦服从。此事前已引述。又如《三国志》卷27《徐邈传》言凉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全三国文》卷35载卢毓《冀州论》，提到“河东大盐”，即今山西运城市解池生产的池盐。足见当时地方官员对经营盐业也十分重视。
《水经注》卷10《浊漳水》言曹操在邺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冰井台藏有冰、石墨，还有粟窖、盐窖。并言：“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石炭，即煤。操藏盐和石炭于台内，说明对之甚珍视。
三国时，纺织手工业遍及家家户户，故操能施行按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操始有丁夫人，因故被遣送归家，后操往探视之，欲令俱归。夫人方织，踞机如故，终无一言。魏臣许允，以不党司马师，为师所杀，允门人走告允妇，妇正在机，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操之前妻与许允妇皆官宦人家之女，尚如是勤于纺织，一般民间织妇纺织之勤苦，自不待言。
纺织用机，三国时有很大改进。史称扶风马钧，巧思绝世，他改进了绫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事后面再述。
曹魏的纺织产品，虽没有蜀锦那样著名，但蜀锦价格高，数量也有限，广大人民群众无缘穿著，只有富贵人家始能享受。魏的纺织业则丝织品与麻、葛布全面发展。齐地自春秋战国以来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西汉时，“兗、豫之漆、丝、絺、紵，被认为系养生送终之具。鲁国之缟，以质地轻美闻名，故诸葛亮劝说孙权抗操时，将入荆操军喻之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何晏赞美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的缣、总和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的絺（细葛布）为魏名产；左思称赞“锦绣襄邑（今河南睢县）、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曹丕诏谓：“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总、绡、繐，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縠，衣叠鲜文”。另外，上党、平阳的麻织布，亦颇足称。曹操提倡节俭，连曹植之妻衣绣，都被处以死刑。这种严格禁奢措施，自然有利于麻葛织物的普遍发展。
（2）商业
东汉时，中原地区商业相当兴盛，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郡，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人祸災荒，纷至沓来。及至董卓之乱，中原扰攘，民弃农桑，生产衰落，衣食器用，无不短缺，商业几乎停滞，货币常不流通。曹操平定中原后，经济稍有好转。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继位为魏王，立即下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于是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至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魏置戊己校尉”。唯古代史家著书，多不屑记述商贾之事，所以留给后世的商业史料，至为零散缺略，且多系官方贸易。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
是岁（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方有事于西北（指刘备将来伐）……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丕父操刚死），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
《吴主传》载：嘉禾四年（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从以上两次魏吴交易可知，曹丕、曹叡父子所感兴趣的东西是海外珍玩，而孙权所需要的则是战马等军用之物。魏吴之间时有互掠对方人口财物的事，但二国交界线很长，且有江河水运之便，加以南北产物有异，因之以所有易所无的需要必然会促进相互贸易。唯当时只有最高统治者始敢公开与外交易，其他人私自对外交易是非法的。故当魏大将军曹爽附绢三十匹让江夏太守王经交市于吴时，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