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运动杂谈-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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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君来到我住处，同我说到〃海派〃这个名词下的一切情形时，就告给我：〃许多人对于'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成立了我们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一句话，感到怀疑。〃许多人是谁？自然是那些为这个名词有所辩解的人，朋友是欢喜注意这些作品的。
我明白这朋友是因为看了那些对于〃海派〃有兴有感的文字而弄糊涂了的。我告给那个朋友说：〃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这种人的一部分若从官方拿点钱吃吃喝喝，造点谣言，与为自己宣传宣传，或掠取旁人文章，作为自己作品，生活还感觉过于寂寞，便去同有势力者相勾结，作出如现在上海一隅的情形。或假借维持社会秩序的名义，检查到一切杂志与副刊，迫害到一切正当独立创作作者的生活，或想方设法压迫正当商人，作成把书店刊物封闭接收的趋势。
假若照某君所说，这种人由于力图生存，应有可同情处。我以为应当明白，这种人对于妨碍这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上，已作过了多少讨厌的事情，且还有些人，又正作些什么样讨厌事情（还有些人，又正在作些什么样），方不至于误用我们的同情。〃朋友走后，我想起同朋友×君有相同感想的读者必很多，故记下我这点意见。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
第05篇新文人与新文学
五四以后中国多了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新文学作家〃，一个是〃新文学〃。所谓新文学，就是〃的、呢、吗、啦〃老古董一见摇头的文学。直到如今新文学虽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能够使那些从前摇头的点头。不过一群新文学作家，在这十年来，可真是出够了风头了。〃文学作家〃在青年人心中已成为一个有魔术性的名词，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名词不知毒害过多少年青人，使他们皆得了极其厉害的神经衰弱症，有业务的搁下业务不理，正求学的抛开书本不读，每天在一堆流行杂志里钻研〃浪漫〃〃古典〃〃象征〃〃幽默〃字眼儿里，白白的糟蹋掉他们那些宝贵的生命。这些大有影响于青年人的文学作家，及其大多数皆只宜称呼为〃新文人〃。就因为从前旧文人的恶德，既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发现，现社会的恶德，在他们身上也更富于传染性。
一个新文人的特征是：〃活下来比任何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这些人照例多少知道一点中外古今文学名着，同时还记起一些中外古今文坛掌故。各有一张口，好说空话，又会说空话。看事既朦朦胧胧，作事皆马马虎虎。有些自命风雅，就轻视身边一切活人生活，以为那是〃俗物俗务〃。有些平常时节读点诗歌小说，放下书时，便自作多情不免装作无聊失意样子起来。他们照例皆害怕同真实社会对面，不愿受社会规矩束缚，因此全是个人主义的赞同者。然而个人主义者每天总仍然得穿衣吃饭，在穿衣吃饭问题上又不能不同那个丑恶俗气社会对面，迨被种种事实围困，打倒，不能振拔自救时，于是便烦恼悲观，不知如何是好。嫌白日太长，无可消遣，却邀约三四同志，打打麻雀牌与扑克牌。嫌夜里太静，睡不着觉，又不妨上舞场去玩个半夜。（胡闹自然有理由的，因为翻开任何大作家传记，皆有前例可援！）有些人玩也不玩，动也懒动，孤僻寂寞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每天便在家中灌个半斤烧酒，写个十首歪诗，十篇杂感。……也许还有为人更聪明更洒脱的，或尚能想方设法，使用都市中种种腐烂身心的玩意儿，来作腐烂自己的行为。
一个教授，一个学生，一个公子哥儿，一个志在作这种文人的人，他就可以找寻机会，令旁人承认他为文人，或自称为文人。既作文人后，就过着如上所述委琐猥亵的新文人生活。这些人身分尽管相去天远，见解趣味，却常常极其相近。他们照例对于社会上许多事情皆不明白，许多人生必需常识皆极其缺少，许多严重现象皆漠不关心。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同情。他们既在那里〃玩〃文学，认为文学只宜那么玩下去，又潇洒，又自由，还必须如此方不至于失去它的庄严。总仿佛国家社会皆不能缺少这种消闲文学同游荡文人，若稍稍苛刻他们，希望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与作品上负上一点儿小小责任时，就亵渎了文学，误解了文学，因此一来，文学就再不成其为文学，国家社会同时也就再不成其为国家社会了。
十年来这种新文人日见其多，却用不着为他们作品过多发愁。这些人虽称为〃文学家〃，终日尽管批评，造谣，在酒食场中一面吃喝，一面传述点自己雅事别人俗事，用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事情说来很稀奇，有些人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将来也就绝不会写个什么作品，他们其所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是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
一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
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模仿某某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猾的人，这不稀奇，因为无限制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猥亵的嗜好。因此一来，另外那些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痛苦、贫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文人去比较看看，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作一〃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
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一月三日北平
第06篇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
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化运动，这运动因民八的〃五四运动〃而增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到现在，算算时间，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来这个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化运动结一次帐。
年来虽看到几本书在市场上流行，可惜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书。
如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聘请了十个代表作家，就这个运动初期十年中的一切活动，分别整理编辑了十本书，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它的内容——关于文学革命建设理论的，由胡适之先生编选；关于文学团体论争的，由郑振铎先生编选；关于小说，由茅盾、鲁迅、郑伯奇三先生编选；关于散文，由周作人、郁达夫二先生编选；关于新诗，由朱自清先生编选；关于戏剧，由洪深先生编选；关于史料索引，由阿英先生编选。每一种专集约五十万言，并各附编选者引论约两万言，叙述本书各作品自五四以来发展的经过，以及其重要影响。十个编选人或为这个运动发端的领袖，如胡适之、周作人先生，或为重要刊物的主持人，如茅盾、郑振铎先生，或为当时重要作家，如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先生，或为专家，如朱自清、洪深先生，或为史料收藏家，如阿英先生。如今十个人能通力合作来编选这样一部五百万言的总集，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是件很值得快乐事情。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第07篇谈谈上海的刊物
许多人谈到近年来文艺杂志，都觉得太多了点，笔者意见却以为近年来杂志多，文艺杂志并不多。够得上称为文艺杂志，且愿意好好的办下去的，依然寥寥无几。
杂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杂志范围性质宽，内容杂，能广泛的吸收作家，也能广泛的吸收读者，容易办。二是上海方面要作生意的书店多，要写文章的作者多，不新起炉灶不成。三是作官的个人或机关团体为了某种原因，也办杂志。但许多刊物皆随起随灭，有些被查禁，停了；有些支持不下去，三二月又自行歇手了。因此杂志虽然多，能继续生命到一年以上的却仍然不多。尤其是文艺杂志，有些出创刊号时就先作声明，刊物是凑成的。这自然有个理由。把它办得如理想那么好，名作家全部上台，不可能。照理想那么去办，要某一类作家出场，常有阻碍，不能存在。尽某一类无名作家出场，对读者不能发生信仰，也难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