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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第五个死者 作者:[苏]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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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线还在继续东移,”沃尔科夫用疲倦的、痛苦到了极点的声音说道,“正向莫斯科逼近。可我想,他们不会持续太久。不知在什么地方就要发生转折,不知在什么地方就要给他们当头一棒!”

  “早就应该了!”

  “可这里竟是强盗的天下。各种渣滓都泛上来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人。警察局长就是红军的前指挥官,是自愿投敌的。”

  “这种恶棍应该枪毙!”阿盖耶夫忿忿地说。

  “可您却要同他们打交道。”

  “这就更糟。”

  “是挺糟,但是需要。要搞好关系。我们这样期待您。您只同我单线联系。当然啦,沃尔科夫,只是我的化名。如有人来,不论是男是女,只要说一声:从沃尔科夫那里来,就说明是我派的。您的朋友莫洛科维奇将要去车站工作。”

  “是吗?”阿盖耶夫高兴地说,“您同他谈过了?”

  “当然。只有上帝知道,他将干什么,当个锅炉工。可我们在那里需要人。他人怎么样?可靠吗?”

  “好小伙子,完全可靠!”

  “我们也是这样看。你们俩一道工作,巴拉诺夫斯卡亚会帮助你们的。她是内行。”

  “太谢谢了!”阿盖耶夫感动地说。同时,他感到内心的忧虑也在增加。

  这场谈话使他亢奋异常,突然而来的操心事把他的一切都搞乱了。只有伤势依旧,每个微小的动作都会使阿盖耶夫想起它。

  关于合作的事,他们差不多是谈完了,还说妥了主要的工作内容。巴拉诺夫斯卡亚端来晚饭时,他俩默默地坐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阿盖耶夫吃了黄瓜和土豆,但已失掉了先前的食欲——现在他一心想着未来,想着他还不习惯的同沃尔科夫的新关系。使他特别不安的是要同敌人打交道,他应当忘掉过去,换上一副新面孔,他会干得怎样呢?结局又会怎样?当然,一旦失败,结局将会怎样,他是一清二楚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淮备迎接一切偶然事件。在团队被击溃后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摆脱不掉纠缠着他的内疚,因为他竟这么愚蠢地退出了残酷的战争,脱离了部队,很可能他的团队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部队是存在过的,他的军人天职并未失掉,这种天职体现在他的誓言中。是的,他是伤员,这可以为他的许多行为加以辩护,但远远不是一切行为。即使是伤员,他还是没有权利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偷闲度日.静等残酷的前线斗争向好的方面转化。他知道,即使他能够重返前线,他也得解释清楚,替自己辩护,因为他手中握有武器,而武器是要用来打击法西斯匪徒的。当然啦,沃尔科夫刚才向他建议的事,离直接同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还差得很远,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啊——另一种战争对他来说,暂时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第九节

  沃尔科夫走后,阿盖耶夫睁大双眼躺在那里,继续思考着。同往常一样,他那敏锐的听觉时刻警惕着,注意着危机四伏的黑夜里的一切响动。莫洛科维奇一直没有来,阿盖耶夫不由地想,他莫非出了什么事?在阿盖耶夫这种处境里,要是失掉莫洛科维奇,那将不仅仅是悲哀的事。尽管现在阿盖耶夫已经不象先前那样孤独了,促莫洛科维奇仍然是他的主要支柱——年轻的中尉是他同不久前的军旅生涯、苦命的团队、艰苦的战斗与伤亡的唯一联系纽带。提起他们的过去,尽管不足以成为夸耀的对象,但也没有理由感到羞槐。他们都尽力完成了自己的战斗职责,至于整个形势的戏剧性变化,那不是他们的罪过。

  夜里伤口又开始疼了,里面一抽一抽的,一直痛到腰间。他为了把伤腿放得舒适些,不得不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巴拉诺夫斯卡亚在院子里听到他在折腾,便走进了仓房。“您怎么了?要点什么吗?”

  “不要,谢谢,什么都不需要。”

  “我也无法入睡。唉,今天看到和听到的那一切……”

  “可怕!别再说了。”

  女主人并不急于走开。黑暗里,他几乎看不见她,但能感到她那温顺的身姿。

  他并不强求地说:“您能留下来说一会儿话吗?”

  “是的,可以。您知道,一个人简直没法呆。真没那份勇气。”

  “是啊,眼前可真是需要大无畏精神的时候。请问,这位沃尔科夫……他跟您谈过话吗?”

  “安东·斯捷潘诺维奇吗?当然,跟我谈过。您不必担心,我不是说过吗,我儿子跟您长得很象。年纪也相仿。”

  “他叫什么,奥列格吗?”

  “对,奥列格。奥列格·基里洛维奇·巴拉诺夫斯基。现在您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是我儿子。”

  “好的,谢谢。怎么,您的丈夫真是神甫吗?”阿盖耶夫突然开门见山地问道。他觉得出,黑影里的女主人有些发窘,只听她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才答话。

  “当过圣杜霍夫斯克教堂的神甫。就是在镇中心市场旁边那座。但是您没到过那里……”

  “是的,没去过。”

  “我在民众学校里教过书。很早以前了,”她惆怅地说,沉默下来。

  “很早以前?是革命前吗?”

  “革命后也教过。基里尔神甫直到1932年关闭教堂以前,都是那里的主事。我比他早十年就停止了工作。没法干了,您能明白:神甫太太当女教师算是怎么回事呀?”

  “您是本地人吗?”

  “不是,我生在德文斯克,在维尔诺住过一段,在那里读完了马林斯基高等学校。父亲是银行职员,在维尔诺、波洛次克、德文斯克都工作过。我是和基里尔神甫一块儿到这里来的,这儿是他的老家。唉,说来话长了,跟生命一样的长。详情细节一个冬夜都说不完,当然啦,现在这样的秋夜就更嫌短了。”

  “生活困难吗?”

  “我们那个时候,轻松的生活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我们过的日子却是特殊的艰苦。您瞧,现在……有过一个儿子,是我的全部寄托,我好象就是为他活着的,可现在他也没有了。子然一身!有时候我就想:活着为了啥?干吗要活下去?特别又逢上这种战争年代。恐怖,灾难,兵荒马乱。我有时想,也许我的选择错了?我在终身大事上犯了错误?不对,没有那回事。我一直追求有良心、讲善良的生活,完全不拒绝接受时代的先进思想。但是,时代却不肯接受我这样一个女人。我有过一个女友,叫柳芭·切尔诺娃,是个好姑娘。我俩一起学过音乐,天晓得她算得什么天才,可她却在音乐学院毕了业,在莫斯科日子过得不错,嫁给了一个苏维埃工作者。我不甘心专门摆弄音乐,一心想到民众中去,把理智、善良和永恒带给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做些启蒙工作,为他们打开知识之路。父亲不赞成我这一套,他对当时盛行的现代精神,有许多保留。他是一个对新事物不信任、抱有怀疑的旧官吏。但是,我母亲,噢,善良可爱的妈妈,却全力赞成我的职业选择,赞成我当一名民众教师。她自己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做些教育工作。她对待仆人就象对待亲人一样,百依百从,逢年过节必定要送些礼物。可这毫无益处,仆人们照样厚颜无耻,瞎,那些人啊,光知道好吃懒做,干些见不得人的事,一有机会就愉鸡摸狗的。可妈妈绝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过错。她总说,这是出于愚昧无知才干的。她坚持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整晚整晚地在厨房里给他们朗读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教他们接书识字。我毕业后就到维帖布斯克省一个穷乡僻壤去教农村孩子。我不认为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坏的时光,正相反,孩子们喜欢我,我也对孩子有很深的感情。为了他们,我不惜一切,尽心尽力;我教他们文化和启蒙知识,自己的日子却很清苦,连固定住处都没有,只能在当地犹太人家寄宿。不过,我认为我是在对人民尽责,工作做得一丝不荷。您自己明白,年轻人的这种精力是十分充沛的。”

  “您在这个小镇里也工作过吗?‘阿盖耶夫问。

  “没有,不过我工作过的地方可不少。在德利先斯克县工作时间最长。在德文斯克附近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离城有十公里多。我是在那里同基里尔神甫认识的。

  “他刚从神学校毕业,想谋求一个教区,不过,不是主教区里最槽的区。当然啦,到处都一样,民众的生活十分困苦,没有文化,基里尔神甫的热情完全不比我低,他进行的是道德教育。现在,人们都说,家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可那时却不是这么想的,大多数人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信仰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崇高、善良,更接近生活的真理和光明。是的,那时也有无神论者,他们认为宗教远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最重要的该是教育和知识的应用。我也用于这一派……”

  “那您怎么会结婚呢?嫁给一个神甫?”阿盖耶夫微笑了,在黑影里问道。

  他身不由己地对巴拉诺夫斯卡亚的叙述听得入了迷,而且兴趣越来越大。他逐渐发现,女主人完全不是他最初想象的那种人。这真出入意料,甚至今人惊讶。他原以为,女主人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婆娘,但她却是维尔诺马林斯基学校毕业生,同时又是神甫的妻子。

  “问题就在这里,我正想对您说说,在我的生活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完全违反我的信念和迫求。我们俩人信仰不同,可是竟然相爱了,我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当然啦,爱上基里尔神甫并不难,他一表人材,高大英俊,蓄着一部褐色胡须,眼睛蓝蓝的,目光是那样天真、充满幻想,说起话来……唉,一切都得从头说起,都是从他说话开始的。我第一次是在教堂里听到他的声音的,后来又去了第二次,接着又在县警察局长家的圣诞节晚会上同他再次见面,而在谢肉节时他已经向我求婚了。我的父母就住在附近的波洛次克,但我自己就决定下来了。婚礼就在当地教堂举行。我父亲知道这事以后,没说什么。可母亲却大发雷霆。她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她的恼怒没有持续多久,当她亲眼见到我的蓝眼神甫后,怒火立刻烟消云散了。基里尔是能够征服任何人的—一用他那动人的外表、翩翩的风度,当然,还有他的聪明颖悟。除了圣经以外,他文学知识渊博,懂得艺术,现代的、西方的和拜占庭的,对东正教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东正教不仅有优点,也有许多缺陷。但他总是回避正面批判赖以生存的宗教,他是克尽职守的人。

  1915年我们的奥列格出世了。当时我住在波洛次克父母家里,基里尔在加里西亚前线当团队神甫。他常写信来,叙述俄国士兵在那场愚蠢的战争里的悲惨境遇。过了一年,他在夏天里回来度假,给了我们大家一段短暂的幸福,然后又离开了。您知道吗,那时我好象突然成熟了,也许是受他的影响,也可能是成了母亲的缘故。不管怎么说,我从那个夏天起,年轻时代的民主主义所剩无几了,我第一次窥伺了上帝的伟大秘密。也许,是因为时代变了——几年来,在后方发了经济混乱,在前方连续受挫,人类在经历一场悲剧。就在那年夏天,我的堂兄弟在里加附近牺牲了。我是那样爱他。人好,心地纯洁,出于爱国热情自愿加入了炮兵队,可他逐渐对战争失望了,牺牲以前写来很多灰心绝望的信。他是为拯救战友而死的。我记得,他的死讯把我惊呆了——他仇恨战争、前线和那些指挥官,可在必要时却象英雄一样的死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时我想过:这是什么,是英勇无畏还是幼稚无知?我一直把堂弟的为人看作楷模,可我不能确定,我能否跟他一样。”

  “您干吗要跟他一样啊?您是女人,当时又是年轻母亲,”阿盖耶夫插言说。

  “可是问题就在我当了母亲。您知道,这最能改变女人的性格,特别是在困难时刻,它使女人更眷恋于孩子和丈夫,您该知道这一点。可我理解这一点却是在盼回了丈夫以后。他是1917年秋初回来的,精疲力竭,心情沮丧,全身都是虱子。对十月革命,他的态度是平静的,不兴高采烈,也不惋惜悲哀。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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