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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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外房东那一方面，似乎不久也就有了眼泪同口舌了，……胡也频的《一幕悲剧的写实》，以日记体形式，记述男主人公同一位房东太太的婚外恋。从刚刚接触时的感情微妙变化，一直发展到两人偷偷到杭州西湖同居，随后又大彻大悟，放弃了各自的幻想。小说甚至明确写明主人公和房东太太感情发生关键变化的那一天，是1928年10月30日。
这个日子，是《红与黑》副刊停刊的前一天，也是胡也频和丁玲即将同沈从文一起搬到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的时候。胡也频的这部长约4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创作于这一时期，并在1929年2月出版的《人间》第2期上开始连载。在他的所有小说中，这部作品极为特殊，它最无政治色彩，只是描写狭窄的一己情感。
由徐志摩主编，《一幕悲剧的写实》1930年为中华书局出版。自那以后，这部作品极少为人提及，即使研究胡也频创作的文章，也未见论及。1949年后出版的所有胡也频作品集，包括由丁玲编选的集子，都没有将它收入。
《记胡也频》约4万字，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多彩笔调，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认识、所理解的胡也频，而这种描写，始终贯穿着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可以把它看成两年后《记丁玲女士》的雏形。
对死去不久的朋友，沈从文怀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在生活中，他未必同意胡也频的政治见解，但在这篇作品里，他对胡也频却表现出敬意，活泼而生动的文字，流露出由衷的赞美。他把自己与胡也频进行比较，感叹自己性格的弱点，而胡也频在他看来，则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他下面的一段叙述，正是从人的角度以他独特的理解而对胡也频所作的评价：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和“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触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沈从文在文章中不提名地谈到了当年“鲁迅误会”的事情，这也许是他最早见诸文字的地方。他说：“同时丁玲女士，有继续了这一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
说是记述胡也频，其实关于丁玲的篇幅甚至还要多。这里对她的描写，同样充满着友好，更是把她作为一个亲密的朋友而毫无掩饰地来写。他认为，正是胡也频的影响，才使丁玲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这与他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所作的分析，可以互为补充：就是由于那个有男性的同伴三年来给她的影响，心灵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于凝静看到的百样人生，看到某一种生活里最微细的一部分，生活培养到这作者的灵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运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写出了作品，使荣誉伴同感谢，从一切读者方面获得，她不能再有更适宜她的事业了。
沈从文的这部作品，本来一直写到胡也频被捕、被害，但发表时却被当局删去，目前所见到的，只是写到胡也频被捕当天，到沈从文处请他写挽联的事情。文章正文留下的最后一句，正好是写丁玲：“那种镇定，在2月9日，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10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被删除的部分，显然是当时犯忌的内容。后来出书时沈从文没有补充，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的面貌，无法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和语言，控诉对友人的杀害，表达对死者的悼念之情。但是，在写完全文后，沈从文曾补加了一个“附志”，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以深沉的哀痛和激愤，抒发了对胡也频的死的感慨。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能说出这类话，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性格的另一面。他说：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纪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遇害，是当年震惊海外的大事件。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形下，极少有人能出来为他们公开控诉国民党的残暴。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自然没有后来人所认为应该有的明确政治态度和激烈言辞，但他仍能于艰难之中秉笔直书对友人的情意，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正义和对专制强权暴行的愤慨。《记胡也频》让人感受到一股侠气，这或许来自湘西人特有的性情，或许来自沈从文早年行伍经历的磨练。不管如何，它源于一种真诚的情感，和他的许多文字一样，也是他的艺术心灵的独特创造。
《记胡也频》1932年6月由光华书店出版，1984年在《沈从文文集》第9卷中再次与人们见面。最后一次出版时，由沈从文本人作了一些修改。
初版本中被删去的主要有两处。
第一处是涉及鲁迅：“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兴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为蓬子，同他们两人都熟习。”
第二处是写他1930年秋天到武汉后，在那里观看杀人场面的情况和感受。引文括号内即为被删除部分：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了证明我也是他们的同伴起见，既接受那些面生的笑容，还报之以一种和悦的笑脸。）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人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影响。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欣赏那个世界的一切，享受那个世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现象，营养到我的感情，我因此也年青了许多。）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也是数处。其
中两处如下：第一处是在谈到他们三人办《红黑》时，从不打算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第二处是谈到他对胡也频的性格变到强悍的看法时补充了一句：“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枝笔。”
《记胡也频》当年在光华书店的初版，沈从文说是由丁玲一手经办的，虽然她对某些细节曾提出过异议，但最终她没有作任何修改。尽管这部作品是沈从文创作的，但同样可以将它看作他与丁玲共同的成果，上面凝聚着他们各自对胡也频的情感。
这是他们的友谊的一块碑石。
没有痛苦，没有绝望，也没有丝毫的凄婉和柔弱，这些，都不属于丁玲。她需要的是胆量和勇气，需要的是斗争的激烈和兴奋。
第二部分第14节 恳切的求援信
从湖南重返上海后，丁玲找到了冯雪峰，她需要马上改变生活，希望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继续走胡也频的道路，1980年她回忆说：胡也频牺牲后，潘汉年、冯乃超、钱杏、冯雪峰，都来看过我。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要求到苏区。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叫我等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好，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丁玲接受了编辑《北斗》的任务。她回忆，同时由姚蓬子、沈起予协助她。大致分工是丁玲负责联系作家，组织稿件；姚蓬子负责印刷业务和部分编辑工作；沈起予则因为懂得日文、就负责翻译。
把刊物办得“灰色”一些，这是“左联”新的方针。要完成这一任务，丁玲想到了沈从文。她知道在当时的文坛上，沈从文与很多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作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这一点，正是办《北斗》的方针所需要利用的。于是，尽管在政治和文学倾向上他们已经有了显然的分歧，但她仍然写出了恳切的求援信。
根据组织的意见，6月23日，她给沈从文写出一封长信：……上海实在也住腻了，心飞的很远，但只是一个折了翅膀的鸟，成日困在抑郁中。不过想到能飞去的地方，也不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也就用“算了”作为安慰。只有任时间流来流去，流到完了那天就完了吧。下半年你教书我决不想教书，我觉得无味。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通稿。我们自己来总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
的小文章。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
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的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的。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上海的施蛰存我也想要他的稿子。北平有什么新的诚恳的小文人，我们愿意不放弃他们。
我已在开始写文章了，我想有个刊物必可逼迫自己多写一点……（《记丁玲女士》）沈从文收到信后，很高兴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并且还开始了新的创作。他答应她的请求，四处为之约稿。在北京，他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政治大学的凌叔华写信约稿。他依然看重他们的友谊，他愿意在丁玲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
沈从文一边帮忙约稿，一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丁玲。他按照她的意思，还真的与她在信中就刊物的编辑方针作了认真的讨论。他完全知道丁玲正热心于左翼文学，但在朋友面前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在一封信中，沈从文写到：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