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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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都已遥远。生活正在开始。
一个古老的都市，一个苦难却又充满刺激充满诱惑的时代。未来的故事，就在一次偶然相遇中开始。谁也没有将目光投向未来，谁也不会在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纪，去构想未来漫长曲折的路。更不会料想一次简单的相识，一个寻常到毫无传奇色彩的故事开端，会延续那么悠长，会叠现出那么多的画面，会在散发出令人回味无穷的气息之后又带给人们无穷的遗憾。
沈从文与丁玲，相识了。正是开创生活的年纪。回忆往事是许多年之后的心境，此时，则对每天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一种亲切。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丁。”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了一个女人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记丁玲》）这就是丁玲给沈从文的第一个印象。时间：1925年春天。地点：北京。引文中提到的“胡”，即胡也频。
此时的沈从文，正处在从极其艰苦的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文学之路的转折时期。
从遥远的湘西来到这里，沈从文已经度过了三年左右的时光。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当过湘西军人的年轻人，一直在困境中执著地做着文学的梦。他试图进大学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然而，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他，在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时，只得了零分。他只能在公寓自己的“窄而霉小斋”里，忍受饥饿和寒冷的痛苦，无休止地写着。对于他，文学的诱惑是不可抗拒、无法摆脱的。
沈从文的命运，似乎是随着郁达夫的到来而出现转机的。1924年冬天，在收到沈从文的信之后，郁达夫走进了“窄而霉小斋”，看望处于穷困之中的这位22岁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的窘状激起了郁达夫对社会的愤慨，当天晚上，他就写下了为沈从文大声疾呼的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925年1月，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其中的一个副刊为《京报》的“民众文艺”，编辑者之一便是胡也频——当时叫胡崇轩。
胡也频比沈从文小一岁，1920年离开家乡福建，曾在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读书。学校停办，他来到北京，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做着文学的梦。在发表沈从文的作品之后不久，胡也频和另一位编辑项拙来看望他。共同的文学兴趣，相似的生活感触，把他们紧紧联在一起了。
胡也频在认识沈从文之后没几天，便把丁玲带到了“窄而霉小斋”。沈从文的面前，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陌生、新奇的女子，一个将在两年后闪现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新星，一个会与他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产生友谊和隔阂的湘西老乡。
丁玲比胡也频小一岁。这样，他们三人的出生年月分别为：沈从文1902年；胡也频1903年；丁玲1904年。
这是青春的梦最为美丽的年纪，也是感情最为敏感和丰富的年纪。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在中国新文学最富活力的时候，相逢在北京。
关于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之前的经历，《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有一段较为简练的概述：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与“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想，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
的影响，又一同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的关系，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胡也频刚刚认识丁玲，就一见钟情，热情地爱上了她。他将她带到沈从文这里来的时候，两人相识不过三五天的时间，但却已经处在爱情萌发的时刻。
沈从文见到丁玲，两人一交谈，才知道他们同是湘西人，而且沈从文早在家乡时，就曾从一位哥哥那里，听他讲述过在丁玲的家乡安福县所经历的事情。沈的家乡凤凰和丁的家乡安福相距不远，与丁所出生和生长的常德，虽相距数百里，却有一条河水相连。现在，在远离湘西的北京，故乡人相逢，感到特别亲切。
于是，两人第一次相见，就把胡也频冷落在一旁，兴趣盎然地谈起共同熟悉的事情。
我们于是谈河水，谈小船，讨论那条河水一切使人发生兴味处。我们既然各读了几本书，又那么年轻，故说到某几处的滩险，船只下行，形容它的速度时，两人总皆用“抛掷”一类的字样。我们提到那条河水上游某几处，深度到四丈五丈时，还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河底的小小白石同游鱼，又各找寻了若干譬喻，且互相皆似乎极能领会那点譬喻。实际上则两个年轻皆因过于年轻，为同一的怀乡病原因，把我们的友谊弄密切了。（《记丁玲》）两位来自湘西的闯荡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在北京第一次相逢。他们，还有胡也频，从此将在一起做几年文学的梦，走一段相似的生活的路。从而，现代文坛会留下佳话，会留下众说纷纭的逸事。
如果没有偶然出现的“鲁迅误会”事件，也许就没有必要考证沈、胡、丁相识的具体时间。
按照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记述，在胡也频带丁玲来看他之后大约五天左右，丁玲就独自一人跑回湖南，已经陷入情网的胡也频，无法摆脱对她的热恋，也匆匆赶往湖南。“鲁迅误会”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了丁玲的来信，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得丁玲信。
在同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还写道：有麟来。就是这位荆有麟，17年后，以“艾云”的笔名发表了回忆文章，谈到他记忆中的这件往事。
1925年——即民国14年的冬天，有一天，鲁迅先生接到一封署名丁玲的信，信中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先生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报馆或书店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艾云回忆的收到丁玲的信的时间与鲁迅的日记不符，应以后者为准。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给鲁迅写信的情况。那时，她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挚友王剑虹的英年夭折，给她的精神打击甚大。在偌大的北京，她苦于找不到人生的道路。她想到了鲁迅，便写信前去求助。
我怎样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的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鲁迅先生于我》）鲁迅接到丁玲的信，感到奇怪，他对荆有麟说，他并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也没听说过。那时候，鲁迅正在与人论战，经常收到各种奇怪的信，所以便要有麟等人帮忙打听丁玲此人。
在鲁迅先生说过这话以后的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名休芸芸。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于是鲁迅先生认为：丁玲即休芸芸，所谓找事云云，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丁玲那封信，先生便不作复了。（《鲁迅所关怀的丁玲》）丁玲关于此事的说法，与荆有麟有所不同：“我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用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这种蝇头小楷。”（《鲁迅先生于我》）事情并没有结束。当时北京曾发生男子以女人名字发表作品的事，如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所以，鲁迅对所认为的沈从文假冒丁玲女士的名义给自己写信极为生气。正在此时，又发生胡也频自称是“丁玲的弟弟”来拜访鲁迅的插曲。
沈从文回忆过胡也频称自己为“丁玲的弟弟”的情况。当时，胡听说丁玲刚刚死去一个弟弟，热恋中的胡也频，便愿意将自己当作她的弟弟。在与丁玲一见钟情后，他便请公寓的伙计送去一大把黄玫瑰，并且在花上夹了一个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一天，胡也频也来拜访鲁迅。丁玲这样回忆：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鲁迅。原来他和荆有麟、项拙三个人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曾去过鲁迅家，见过两三次面。这一天，他又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
第一部分第2节 三人之间的关系
在此之后，鲁迅在给友人钱玄同的两封信中，先后对沈从文作了讽刺和挖苦。
7月12日在钱玄同等人编辑的《京报》附刊《国语周刊》上，沈从文发表了一首用家乡土语写的诗《乡间的夏》。鲁迅当天在信中对钱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
7月20日，鲁迅就丁玲的信、胡也频的来访、沈从文的诗，又在信中涉及沈从文：“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
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而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于一类也耳矣。”
年轻的沈从文，刚刚开始走向文学之路，因为丁玲的一封信，因为两人的笔迹的相似，就这样在一无所知，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卷入了这个文坛的误会、纠葛之中，受到一位文坛伟人的鄙视和指责。
在记录和回忆中，不同的人都证实发生过这种事，但具体细节却各有不同，特别是丁玲说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认识胡也频，更不认识沈从文。”这就引发出了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究竟是在何时认识的问题。
丁玲回忆是在1925年3月间从香山搬至西城辟才胡同一间公寓。鲁迅收到她的信是4月30日。她是在此后不久离开北京的。如果她的回忆是确切的，那么，她与胡也频、沈从文的结识，便应是在四月下旬到她离开北京的时候之间，而这段时间并不长。
荆有麟的回忆，从另一角度可证实了丁玲所说的写信、认识胡也频、沈从文的时间顺序。他谈到，在鲁迅收到丁玲的信之后不到半个月，胡也频就来找他：事有凑巧，过了不到半
月，胡崇轩（即也频）忽然跑来找我。要我代他弄一点路费，说他当天要到湖南去。问他什么事，他说：“昨天晚上，在老项（项拙）一个同乡房里吃饭。有一个女的我马上爱上了。高兴得不得了。当时竟喝醉。今天早晨起来，打算去看她，便问老项那位同乡，她住在什么地方。据说：她已于今早搭车回湖南去了。我现在马上赶她去。就搭今天晚上车走。你赶快出去代我活动二十元钱罢！我还要再想办法去。你弄到钱，到老项那里等我！”
荆有麟说，他就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