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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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这除了他有非常好的排斥异己架御权力的能力外，三国志曾引孟子之言说诸葛亮“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就是说诸葛亮有本事（或者宣传攻势厉害），可以害了你苦了你杀了你，你都不会怨。（李严就如此）所以虽然诸葛亮在统治期，确实在不断的劳民伤人（因频繁战争伤自己人）但老百姓对他还是有好感，后世的人也为之敬佩，同时这也说明诸葛亮作为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他的言论多有前后矛盾，言不由实的情况。他表面的言论和行为也有好大的欺骗性，因此必须根据拨开那些唐而黄之的口号与政治手腕，才能看清他的本质动机与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本文写了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诸葛亮隆中对之重新解读
关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就笔者所见，这些论述大都集中于隆中方略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它为什么会失败，责任该由谁来负，以及该如何评价诸葛亮的才干等方面。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大体不出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论的范围。笔者认为《隆中对》研究中还有未尽之处。在下面的论述中，将隆中方略看作一个逐渐成形的战略思想体系，结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演变，对有限的史料进行分析，力图勾画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在此基础上，再对一些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从而对《隆中对》进行重新解读。
一 隆中方略是诸葛亮十年隐居生活的结晶。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一则诸葛亮素有远大的抱负，而要实现这一远大抱负，必需有一定的方法策略。这就是隆中方略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力。再则诸葛亮17岁即能脱离刘表的庇护，独立隐居生活，在隆中待时，一呆就是十年。也说明他人格上的成熟独立，已具备了酝酿隆中方略思想的心理条件。三则当时天下战乱，学者名士荟集荆州，当地文化繁荣。为隆中方略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笔者认为隆中方略思想应当发萌于诸葛亮开始隐居的公元197年，而最终出炉于刘备三顾草庐的公元207年。其间的十年中，隆中方略思想有一个逐渐成形的过程。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按《三国志》的记载，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由于隆中方略思想在其酝酿过程中，更主要地，是表现为一种观念上的东西，不大可能形诸文字。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史料直接寻出它的形成脉络。但隆中方略思想体系是由几个小策略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先分析这些小策略可能出现的时间，它们的演变情况，以及它们在整个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的地为，再综合得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
跨有荆益，待机北伐。这无疑是整个隆中方略思想的核心。因为，无论是内修政理，还是外结好孙权，都需要有一定的地盘作基础。而有否北伐，这是判断隆中方略是一个统一全国的方略，还是一个只求割据一方的方略的标准。我们首先来分析跨有荆益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情况。
首先，按照一般的规律，当一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它就包含了其成熟状态时的基本特征。因此，当隆中方略还处于酝酿阶段的时侯，它就应该包含了它成熟状态时的基本思想：跨有荆益，待机北伐。
其次，当时荆州地区的豪族主要有：蒯、蔡、庞、黄、习、马等大姓。诸葛亮与他们关系密切：他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和蒯家的蒯祺，而他自己则娶了黄家黄承彦的女儿。而且，由于这些大姓之间的互相通婚，诸葛亮又间接地和习家、蔡家也搭上了姻亲关系。诸葛亮和这些大姓结成了姻亲集团。考虑到诸葛亮隐居时已17岁，而汉代婚龄较低：男子14至18岁，女子13至17岁。这种姻亲关系的形成，当在诸葛亮开始隐居后不久即已形成。与此同时，诸葛亮与荆州名士集团的代表人物或为师，如庞德公和司马徽；或为友，如庞统与马氏兄弟，具有亲密的关系。（这些荆州名士后来大多随刘备入蜀，与诸葛亮共立于一个朝堂之上，成为蜀汉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可以说，诸葛亮已经融入了荆州地主集团中，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才会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因此，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时，以荆州为本位，是有其集团利益为根据的。 再次，从当时（197年）的外部形势（也是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思想的基本依据之一）看，天下割据方兴未艾：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先后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占据扬州的一部分，张绣占据南阳，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刘璋占据益州，张鲁占据汉中，李傕等先后占据司隶，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在这种群雄逐鹿的形势下，一种新兴势力想要保护和发展自己，最终统一天下，必需要有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作为依托。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进可以兵发宛洛，直指中原腹地；退可以依托汉水优越的地势，抵御北方的进攻。如能相机夺取益州，则更是如虎添翼。因此，以荆州作为隆中方略的立足点，有其地理优势为根据。而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也是隆中方略思想的酝酿过程）中，特别是官渡之战以后，北方渐趋统一，而江东孙权的统治也日趋巩固，可选择的地区只剩下荆州和益州。因此，跨有荆益的思想在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仅不可能动摇，反而只会加强。
总之，诸葛亮选择荆州为立足点酝酿一个统一天下的方略，不仅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跨有荆益，待机北伐作为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最先出现于隆中方略思想体系，并且始终伴随着隆中方略的酝酿过程。
再看联孙拒曹思想的萌发：到公元207年，曹操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但他的发展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其统治区内，长期存在豪强抗命和黄巾余众的叛乱问题。与其他军阀的战事也并非一帆风顺，如与南阳张绣的战事，就一波三折。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是对曹操集团的一大考验，当时外有袁绍的大军压境，江东孙策也在密谋袭击许都，刘表则在荆州鼠首两端；内有汝南降贼刘辟等人叛乱响应袁军，攻略许下，袁绍还派刘备前去联络。即使在曹营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曹军能够取胜，而和袁绍暗通音信，事后连曹操也感慨：“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可见，连曹操自己都认为官渡之战赢得侥幸。因此说，官渡之战前的曹操还不是一个不可与争锋的角色。只是经过此战，才“公破绍，天下莫敌”。
再看江东孙氏势力的发展：虽然孙坚孙策父子，特别孙策的努力，为孙氏集团的发展打了基础。但是，在孙权接位之初还是：“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出了当时孙权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山越问题，江东大姓和江东游士不与孙氏合作问题。只是在孙权接位后，一方面对山越进行讨伐，另一方面争取大族的合作才因此说，无论是曹操的不可与争锋，还是孙权的不可图，都是公元200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联孙拒曹思想是在官渡之战后，才有可能产生的。官渡之战是隆中方略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调整。
作为一个完整的方略，它应该包括执行主体，执行对像，目标，过程等方面。隆中方略思想发萌于公元197年，而刘备三顾草庐是在207年，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隆中方略本来就是为刘备考虑的吗？
前面已经说过，诸葛亮与荆州豪族以及荆州名士集团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实际已经融入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因此，他将来会为谁效力，根本取决于谁能代表荆州的利益。再说，“士为知己者死”，虽然诸葛亮未必说过这样的话，但观其《出师表》中所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种感情却是存在的。在这样一种观念指导下，士人为人主效命的前题，是人主对士人的赏识知遇。实际上，诸葛亮也很看重这一点，他曾经以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为由，拒绝留在江东为孙权服务。
而刘备是在201年才到荆州投奔刘表的。在此以前，未闻他和荆州人士有密切的关系，更谈不上代表荆州的利益。只是到荆州以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才逐渐成为荆州的代言人的。从用人的角度上说，刘备并非礼贤下士之辈。清人赵翼评论刘备用人的特点是“性情相契”。他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赵云也曾“同床眠卧”，可见赵翼所论极为精当。这样一种用人观，似乎更适于招揽武将，而与士人要求知遇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以前刘备能有关羽张飞赵云这等一流的武将，却无荀彧郭嘉鲁肃那样的一流谋臣，致使事业长期无成。而三顾草庐是刘备求才方式上的一大转变，为了见到诸葛亮他不惜跑了三趟（其中诸葛亮可能有考验刘备的意思），更可贵的是，只听了诸葛亮的一番阔论，即与之建立起了鱼水关系。直到这时，刘备才具备了使作为士人的诸葛亮为其效力的条件。 总之，直到207年三顾草庐之后，刘备才完全具备了使诸葛亮为他效力的条件。才有可能成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酝酿过程中，隆中方略的执行者是一个虚置的形象（理想中的既代表荆州的利益，又能知遇诸葛亮的诸侯），而不是实在的人。三顾草庐明确了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标志着这一方略的正式出炉。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理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大致形成脉络。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官渡之战之前，隆中方略的基本思想形成 第二阶段，在官渡之战之后到三顾草庐之前，根据官渡之战后出现的新情况，第三阶段，三顾草庐二 隆中方略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转变，在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形成积累了新的矛盾或是激化暴露了一些原本隐藏着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整个隆中方略体系的失败。 官渡之战是当时最有可能出现隆中方略中所设想的天下有变的事件，此后曹操逐渐统一了北方，而且直接威胁到了荆州的安全，荆州已经不可能作壁上观，等待有利于自己的时机了。原些所设想的据有荆益暗自坐大，以待天下有变的思想实际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隆中方略失败的命遇在此即已注定。
面对曹操的威胁和江东孙权统治的巩固，提出联孙拒曹构想，无疑是很现实的，也是很自然的一着。表面上看，联孙拒曹成了近期策略，而跨有荆益待机北伐则成了远景策略，两者似乎浑然一体。实际上，他们是不相容。
其一：跨有荆益，待机北伐，貌似消极实含有虎吞天下的气魄，它所谋划的地域范围涉及整个天下。而联孙拒曹则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只求天下三分的策略：既然不可与曹操争锋，又不可以图孙权，实际上已经将自己限制在了荆益这一狭小的地域之内。较之前者是一大退缩。
其二：跨有荆益与联孙拒曹之间具有难以协调的矛盾。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对于下游的江东有建瓴之势。孙权要想巩固江东，非夺取荆州不可。实际上早在孙策过江东之初，张紘就为其谋桓文之业云：“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讐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到孙权时更有鲁肃为其谋帝王之业云：“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无自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