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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

国史大纲-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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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於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著者,如当时名士群从支道林逍遥游义,而不从向、郭旧义,即其一证。详见世说新语。】其后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为此工作之尤著者,为宋代之陆修静。】

於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长,而至於冲突。但在南方,一辈名士世族,本在一个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所需要者,乃为一种学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辈在其内心,本无更强的冲动力,所以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如慧远、生公之类是也。

即如梁武帝,崇信佛法达於极点,其在政事上亦仅有贻误,并无斗争。
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於思想与言辩而止,【如顾欢道士夷夏论之类足也。】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在北方则不然。当时北方是一个强烈动荡的社会,一切与南方自别。故南方人乃在一种超世绝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则自始即以佛法与尘俗相纠合、相调洽。【如二石之於佛图澄,苻、姚之於鸠摩罗什,其内心动机,便与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如佛图澄常以方术歆xīn动二石,罗什亦通阴阳术数。】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即东汉以前风气。】相纠合。【若南方则以庄老清淡与佛义和会,正犹南方经学亦盛染清谈气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时,遂以实际政洽问题,而引起道、佛之强烈斗争。
崔浩【清河人。】父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自伤。其诗以婴罪不行於世;及浩诛,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则浩之家门,必父子相传,有一种种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须深观。】
浩见王慧龙,数称其美,司徒长孙嵩不悦,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从弟崔模,虽在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维持当时北方之中国文化。】
外弟卢玄劝之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纳:则崔浩之为人及其意气,居可见矣。浩既博览经史,精通术数,而性不好庄老之书,【史又称:“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浩之为学,盖上承两汉,以儒生而兼阴阳术数,不乐魏、晋以下之庄老清谈。此即北方当时之旧学派也。】
遇寇谦之,【谦之父修之,为苻坚东莱太守,其地正为齐土道术盛行之地,寇家盖亦世传其教者。谦之自谓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每与浩言,闻其论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可见浩之热心政治。】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今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黄老道术,本注意政治问题;兼修儒教,即成秦、汉阴阳学家路脉矣。此是寇、崔学术接榫处。】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此是黄老与庄老大异处。黄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论出。庄老仅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无需稽古,即不要历史往迹,因此与阴阳家判袂。(佛家亦不重历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类归自然,不欲凝人类成群体。)今只看寇谦之与陆修静两人之事迹,便可见南北、双方道教精神之不同,并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双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实况也。】
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书秦、汉变弊之迹。【此等全是阴阳家以历史讲法制因革之旧路径。】浩因上疏太武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於虫兽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拓拔焘欣然,乃始崇奉天师,【寇谦之。】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汉阴阳家言:汉未有太平经。此后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箓,以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时亦受陶弘景图识。以佛法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业不得不借灵于道家(黄老一派)之符箓也。】
自是遂有“诸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诏。【太平真君七年。】盖阴阳学家一面有其应天受命之说,一面又有其长生久视之术,足以歆动时君,使其接受听行彼辈所预拟的一套历代帝王变法创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终始”。】之顺序,而变法创制;彼辈遂得为王者师,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种期求。【西汉阴阳学家即尔。】
北方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坚下诏为之“增祟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与崔浩可谓迹异心同。后崔浩为修国史被杀,时高允(信佛)与浩同修国史;观允传,知浩史颇称实录,死非其罪。宋书柳元景传渭:“拓拔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此恐南朝传闻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於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猛之未肯随桓温南归,殆知来南之无可展布耳。)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也。】

相应於此种情势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经济上切实自占权地。
崔浩於毁法四年后被诛。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兴。【佛法之废,积凡七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厨实国人。】舆昙曜。【凉州僧人。】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讨平青、齐所徙民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师贤为“道人统”,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岁兼管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只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如是则僧寺自有力量,别成一种封建势力。是北方僧人始终不脱经营世务之兴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饶益,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此为北朝崇佛特征,与南朝偏重义埋思想者微有别。今存大同云岗及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犹可见其时北方佛教艺术之超卓及其气魄之伟大。又按:北方自罗什逝世,研寻义理之风即衰,高僧则尚禅行,如昙曜即以禅业见称,敦尚实际行业,为北方佛门一贯风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兹据释老志表如下:
年   代     寺   数     僧 尼 数     附   注
孝文帝—太和元年     平城…约百所
四方…六、四七八     平城…二千余人
四方…七七、二五八人     太和十年,遣僧尼还俗者一、三二七名。
宣武帝—延昌中     天下…一三、七二七     徒侣益众      
孝明帝—神龟元年     洛阳…五百        
魏末—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所在编民,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洛阳…一、三六七
(迦蓝记)
天下…三万有余     天下…二百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有四一五部,合一、九一九卷。

甚至沙门谋叛之事亦屡见。
孝文延兴三年,有慧隐;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马惠御。宣武永平二年,有刘慧汪;永平三年,有刘光秀;延昌三年,有刘僧绍;四年,有法庆。孝明熙平二年,有法庆余党。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凡八见。

北齐僧众,其势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诏问秀才对策,及於沙汰释、李,【文见广弘明集。】谓:“缁衣之众,参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於正户。国给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积竞由来,行之已久。顿於中路,沙汰实难。”

而北周则道、佛冲突再起,在武帝时,又有魏太武以来第二次之毁法举动。然其事则实已自道、佛之争,转而为佛、儒之争矣。【此种意味,实沿崔、寇而来,惟此益臻明显耳。】
北方佛、道冲突,始终暗波未断。至武帝时,卫元嵩上书【事在天和二年。】请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说,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国,以代天下之佛国也。】“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无选道俗,罔择疏亲。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卫虽佯狂不经,此疏却有力量,盖正指出了儒、佛两家的根本相异点。【儒在融个我入大群、佛在脱大群完个我。】
武帝本有志於“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诏。】遂入卫言。【屡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讨论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悉令还俗。” 【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广弘明集。】
及建德六年周灭齐,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谓:“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义忠孝,於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 【僧众五百,默默无声,俯首垂泪。】有争者,帝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语还视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会之前后大不同矣。】当时谓:“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括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房绿。】

此后北方的政治情态,慢慢恢复到秦、汉大一统的传统局面,而东汉、三国以下相应於分崩离析而一时崛起的两种新宗教,遂亦渐渐失其在社会上真实的力量,而退处於他们较不紧要的地位。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后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起北齐慧文,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yǐ,适当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后有灌顶(五祖)、左溪(八祖)、荆溪(九祖),己值中唐。】华严、【起唐杜顺,再传至贤首(三祖)、澄观(四祖)、宗密(五祖)。】禅宗【起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当唐武后至玄宗时。】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录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十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於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后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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