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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节

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1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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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要求做出特别的解释,而传统的解释通过几个世纪的夸大被不
加批判地接受了,直到 20 世纪初为止。20 世纪初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遗产重
新估价的时代,加上中国和日本对蒙古在东亚和世界史中的地位表现出更大
的兴趣,由此导致了对元杂剧的重新评价。这个阶段的重新评价以吉川幸次
郎《元杂剧研究》最为典型,除了提供严格的文学上的分析以外,还将作者
与观众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史的因素进行了研究。②吉川幸次郎强调,剧作
家、演员和观众,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
元杂剧一下子繁荣起来。
以前被忽略的元杂剧前身的历史现在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部分原因
是考古证据要求对文献记录进行更仔细的研究。现在已经清楚,13 世纪元杂
剧的繁荣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不论有没有蒙古征服,这个艺术形式
都会繁荣。①重新估价那段历史的时候,像吉川幸次郎这样的既对文学史也对
社会史感兴趣的作者,就会在元代特别的环境中找到对元杂剧特征的很多解
释以及元杂剧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在过去 20 年中,有足够的考古发掘证明最晚从 11 世纪起中国就已
经存在受大众喜爱的戏剧传统。这个证据驳倒了早些时候的论断:是蒙
古人剥夺了文人的权利而导致杂剧的兴盛。它也驳倒了是文人将杂剧形
式推向高峰这样的设想。更可能的结论似乎是:杂剧作为一种自我维系
自我发展的传统,到 13 世纪真正成熟为一种合宜的有吸引力的文学表达
媒介。在蒙古人统治下,北方的“精英”作家们发现自己在一个不熟悉
的世界中沉浮,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成功绝缘,而传统的文学形式所能赢


① '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 3—19 页:'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时期的
中国戏剧》,第 3—30 页。
② '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 72—241 页;郑清茂汉译本,第 44—162 页。
① '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1100—1450 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第 1—94 页等。



得的类似于以往的尊敬也得不到了。由于有时间、有机会与演员长期密
切合作,他们开始参加戏剧活动,写剧本,可能还参加演出。这样,从
这个过渡时期起,这些“精英”作家就在把杂剧从纯粹的表演艺术发展
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社会角度讲,蒙古人统治最重大的后果就是使汉人精英的社会作用得到了
暂时的传播扩散。元杂剧的社会史就为此提供了一个证明。③
将这个论点再扩展一下,人们可以看到精英们活动的每个领域内都有类
似的发展。相互矛盾的发展影响到旧有精英中的两极。那些缺乏自立生活手
段的人常常被迫与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并在一个有助于革新的
时代里在大众文化中起创造性作用。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元杂剧上,还表
现在思想和民间宗教方面,表现在基层的各级政府中(在这里,那些够格做
精英的人是不能正常供职的),表现在提供农业和医疗等应用技术上,无疑
还有一些尚未被当代的学者确认与研究的行业。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一些
旧有精英拥有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在受扰乱较少的南方更是如此,他们蔑视
时代潮流,不屑与民众交往,他们或许已变得与自己社会的日常生活格格不
入了。他们不能也不肯在政府中服务,因此他们也缺少儒家那种对公众生活
负责的实践上的动力。以上两者是极端,与后者相比,我们更容易想起前者
多得多的实例,但这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
这两类地位大不如前的元代文人精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整个精英
社会一起,创造出了艺术、文学的丰硕成果。由蒙古统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
发展领域中的特殊状况产生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 13 世纪最后 40 年忽
必烈长期统治期间,蒙古人的都城大都(今北京)的建设规模颇为宏大,展
现出城市布局与建筑的辉煌,并辅以井然有序的水利工程。蒙古人和包括波
斯人、阿拉伯人在内的西亚人精通天文、数学以及发源于中东和地中海东部
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其中的一些知识已经传到元大都,而源于中国的知识也
开始反向传播。元大都统治者的世界观并不局限于中国的传统。在当时及以
后的中国人的认识中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的统治重新统一了长期处于分裂而
同属于汉文化圈的南北两部分。在思想、经学、经世之学、科学以及书法、
绘画和诗歌方面都出现了多种流派,并且各具特色。这些异彩纷呈的流派现
在都被吸纳到国际性的蒙古大都这个母体中来,然后又发散到各行省的大城
市中去。元代中国提供了比以往中国正常情况下要宽泛得多的精英层——超
精英层。同时,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来中国精英们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刺激与
交流的一个活动舞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积极的因素,其中很多并
未被当时的精英们所珍惜,也遭到其后各朝代的诋毁,直到现在我们才可能
予以重新评价。
元朝作为宋、明两朝之间的一个朝代,尽管给传统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
击,但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它印证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模式的牢固性。
那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短暂的”精英阶层作用的扩散,一直被仅仅看成
是暂时的、不合常规的现象。一种关于应当拯救什么样社会的观点,以这一
个世纪的权宜性妥协为由而坚持了以上看法,这一观点很有生命力,实际上
是不可动摇的。元代有意无意施加的各种压力,都没有使中国在其早已确立


②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③ '799'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的观点对许多当代学者颇有启示。



的社会发展轨道上转向。但这些压力还是导致了对非正常条件的许多有益的
反应,尽管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多元文化

文化史学家们不能不对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 13 世纪的
中国聚集起来的欧亚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兴趣。蒙古皇帝们欢迎贸易和
商人(而汉人统治者却不是这样),在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内搜罗工匠,
对他们接触到的所有宗教都给予庇护,并且很愿意任用副手在他们多民族、
泛欧亚的政府部门中协助管理。就是在蒙古世界分为四个汗国、早期蒙古大
汗强加给他们广阔领土上的短暂和平出现危机之后,在中国,这些多元化的
诸多表现依然延续到了 14 世纪。
到 14 世纪,从帝国最西边的势力范围来到最东边的中国领土的旅行者已
经少多了,但是非汉人社会仍留在中国首都和全国各行省。其中有包括阿拉
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团体,有从帕米尔东部来的不久前皈依伊斯兰
教的人群,有从内亚-地中海东部来的聂思脱里和罗马天主教徒(也里可温),
有摩尼教徒,有犹太人,有各种非汉人的佛教徒,还有西伯利亚和东亚的各
种萨满教信仰者。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帕米尔以东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
中国,成了在中国的事实上的代表;此外,帕米尔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几
人在中国聚居。
许多种字母以及表意汉字的三种变体(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
使用过,居住在中国或在中国旅行的人们阅读着用这些文字写成的读物。那
时在中国使用的口语,几乎包括了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当时应存在过的所有汉
—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以及重要的西亚语言和某些欧洲语言。在忽
必烈时代的中国能遇到的这些服装、举止、仪式、食物、艺术、技艺、哲学
和学说的多样性,是自 7、8 世纪唐代长安的盛况以来从未见过的。
与多样性的接触给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诸如兴趣爱好上明显的
新倾向,艺术、音乐、文学或建筑上的新风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动向
等等,这些特殊的影响在文献中显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过是模糊地提及。
这个时期的汉人精英不能说是已经真正地国际化了,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为
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对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没
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
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的某地与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
聂思脱里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个当时使用的外来语词汇,但是却说没法
知道它的真正意思。解决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去寻根究底。如果当时中国的统
治者是汉人的话,当汉人通过军事扩张把这样的多元化带到中国来时,或许
这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努力探究这些问题了。就是因为是外族统治,几乎没有
例外,这些事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只有忍耐。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乎看
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给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



色目人与汉人精英关系的改变

如果对在元代社会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亚人(色目人)的命运一点
不加以注意,那么对元代精英的讨论就不能结束。如果说汉人对那些有利害
关系的外族人可能对他们的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不那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
对于外族人的汉化则有很深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在态度
上没有什么不同。当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写到:

在辽、金、宋时代,中国仅有间歇性的和平,300 年内南北之间的
交通中断了。
从元代开始,国门大开,西北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到了国家
的领土之上。色目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住在中国领土之上。
我们国家的文化向所有人开放,西域人很为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
汉化了。
这一写于本世纪 20 年代的论断,也完全有可能在元朝以后任何一个时间写出
来;它完全是以汉人为中心。虽然作者批判了前人不能欣赏元朝统治下汉化
了的外族人的文化成就,但他自己感兴趣的仍是中国对于这些外族人的影
响,而不是与此相反。
尽管如此,以上所引的这本书仍然具有历史学术价值,它研究了 133 个
生活在元代中国有色目人背景的男男女女,他们汉化了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成
就。特别使作者感兴趣的是儒教(对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也略有述及)的主张
具有的说服力,但这不能充分反映这些人文化适应的全貌,即他们既能够在
文化上双元或多元,又有能力生活在说蒙古语、突厥语或波斯语的统治者及
其同伴的世界中,还能在文明的中国社会中起作用。在某些事例中,他们被
中国文明所吸引,能够完全掌握其形式与内容,这些似乎总是在显示中国的
优越感。很自然,这对于元代和元以后的汉人来讲总是一个满意的观察,而
且这其中确有很大的客观真实性成分存在。但是,当代历史学家们也能够在
那些记载中看到其他的含意。
毫无疑问,中国文明对于草原民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辽代统治(906
—1125 年)的两个世纪中,契丹人设法使他们的部落贵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
双元文化,而普通的契丹人则仍然在这个文化进程之外。可是,虽然契丹人
在智力活动上达到很高程度,也掌握了汉人的高层文化,但他们仍旧是“草
原民族”,并没有完全脱离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征服了契丹人的女真人,
领土的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的北部,开始时模仿契丹人的双元文化,但为时很
短。契丹人的领土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定居世界,而女真人则统治了几乎半
个中国。女真人很快进入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过渡阶段,热衷于适应汉人的规
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和他们原有的几乎全部文化,虽
然还保留了一些女真制度特征以及他们的战士气质。
在汉人的所有北方邻居和征服者当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响最小,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他们与定居民族接触时都是如此。
在中国,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契丹人那样的对精英文化的适应,①更没有表现


①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 287 页。
① 但是应注意萧启庆对早期蒙古人儒化的研究,'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参看 715 页注①)。



出女真人那样的全面汉化。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强大的,但也使他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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