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第7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音宣教的工场。
二十世纪初叶，因为两次大战及种种原因，各地宣教士将更多责任交付本土传道人，同时本土的独立教会运动也在不同地区伴随奋兴运动而兴起，中国教会的建立就是一个好例子。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欧美的基督教会明显衰退，而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教会却大幅增长。因为传统宗派在宣教事工上的大倒退，二十世纪见证了福音派及灵恩派在差传运动中的冒起。
二十世纪下半期是苏联（U。S。S。R）及以美国（U。S。A）为首的西方国家冷战时期，再加上中国共产竹幕的形成及欧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抗拒宣教士入境的政策，宣教士可以自由传道的地区大幅萎缩，普世宣教的工作真是困难重重，不少传统宗派甚至不再支持宣教事工。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及宣教困局，也引发了宣教事工的反省及研究，新的宣教理论及模式如创启宣教、10/40之窗、整全事工策略、“未得之民”、伊斯兰群体中的差传及植堂策略、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等次第兴起，为二十一世纪的普世差传事工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
同时亚、非、拉三洲教会在这段时期蒙神的恩典，开始参与普世差传的工作，当中南韩（SouthKorea）、南美及南亚的教会可谓急起直追，普世华人教会，包括中国大陆及海外的，在这段时期特别蒙神赐福，无论人数及实力都有空前的长进。随着亚、非、拉三洲教会的兴起，宣教再不是单向的由西方教会传到各地，而是由不同地区民族的教会传给所有地方的人，基督教也不再是西方的信仰，而是一个普世性的信仰，这也是“近代宣教运动”的成就与贡献。基督教信仰生于犹太世界，长于希腊、罗马文化社会，后转移到欧洲，以至美洲等地，现在基督教会也正经历第三次的整体性文化改变。
普世全方位的宣教时期：二○○○年以后
二十世纪是一个转变的世纪。二十世纪末期所发生的事：苏联的解体及后共产世界的出现、中国的崛起及经济开放政策、美国“九·一一”事件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叫二十一世纪的宣教工作充满变数及新挑战。在一个经贸全球化、道德多元化、贫富悬殊、充满苦难及危机的世界，差传事工必须要“道成肉身”、全民参与、全人关怀、藉福音大能改变生命、文化及社会的事工。历史告诉我们，基督信仰的广传及教会的建立那是无数委身基督大使命的宣教士及信徒为拯救万民付上生命代价而成就的。在未来的世纪中，普世宣教的成败仍在教会是否能培育出一群这样的宣教士及门徒。
问题研讨
一、“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与“胸怀普世”是否互不形容呢？
二、基督教成为国教，你觉得是祸、是福呢？
三、社会文化服务与布道植堂两者有什么关系？你觉得孰轻孰重呢？
七。宣教篇 第62课 福音与中华／林安国
本课先讨论最早期来华的宣教团体，及其差传工作的成败，然后分享普世华人如何负起宣教广传福音的责任。
福音入中华
远在主后七世纪，基督教的涅斯多留派，已有宣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以景教为名，工作了二百一十年，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便在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失去踪迹。传教事业在中国停顿了六个世纪，天主教才派宣教士东来，经数百年的辛苦耕耘，终显成果。他们的策略及方针，颇值得参考。
一般来说，基督教（改革宗）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始于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当十九世纪初，满清政府闭关自守，马礼逊历尽艰苦，打开中国福音的门户，下面我们会将这三个时期的差传情况分别讨论。
一、景教宣教的历史
主后一六二五年，中国明朝时代，在长安发掘出一块石碑，高三公尺、宽一公尺、厚三十厘米、重二千公斤。碑上写满中外文字，是为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碑深具历史价值，将基督教来华的年月推早了一千一百七十二年。换句话说，主后六三五年，涅斯多留的传教士已踏足中国。
景教，意即光明灿烂的宗教，可能取义自“耶稣是世界的光”；景教另名大秦（波斯）景教、波斯经教、弥赛亚教等。景教乃初期教会之异端，起源于涅斯多留主教（Nestorius）因此称涅斯多留派。主后四三一年，以弗所大会定涅氏的信仰为异端，禁其传教，并将之放逐埃及（Egypt）。他的信徒逃到波斯发展；后来他的教徒再向东移，进入中国。
景教乃由其教士（当时称僧侣）阿罗本等六十八人，先后传入长安及十数城市，时为主后六三五年（唐太宗时代）。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时代）景教被禁，一共流行了二百一十年。
景教碑的建立，乃志颂景教之兴旺。按碑文记载，景教流传快速广速，为唐太宗、高宗赏识，于两朝五十年间，准许建寺（教堂）于诸州及翻译基督教经典。阿罗本宣教士又被朝廷封为“镇国大法主”（佛教用语）。
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时代），皇帝崇尚道教，定为国教，罢黜其余一切中外宗教，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没收一切宗教的田地及财物，把铜铁佛像熔化作钱币及耕具，又下令二十六万五千僧尼还俗，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景教经这逼迫退出后，一蹶不振，日趋衰微，终而销声匿迹。
总括景教宣教的方法如下几点：
（一）从上而下的路线：与皇帝官员往来，藉此而得宣教之使。
（二）本色化：
1．教名本色化：景教名字起源于景星，有光明之宗教及端祥之兆的含义。
2．教堂本土化：有帝王、将领的肖像及皇帝大官的题字等。
3．教义本色化：为亡灵祷告，以示孝道。
4．用词本色化：借用道佛词语，称真神为真主，天国为帝山，教堂为寺院，教士为僧侣。
（三）救济工作：着重救灾救难的社会工作。
（四）参政活动：与帝王及官吏过从密切，因而没有与政治分离，需靠当权者支持。
景教的失败，相信是神伸手禁止这异端在中国流传。从其政策方面来看，景教失败的原因如下：
（一）政教混合乃不当之策：单靠取悦于皇室、官宦，没有人民普遍的接受支持，教会兴衰，全系于王朝，可谓不智。
（二）由于景教太重本色化，失去了基督教的独特性，圣经真理是绝不能更改，也不能因本色化而降低标准。
（三）宣教士为讨好当地人，助译佛经，造成宗教混乱。
（四）信徒多因救济而来，禁令一下，逼迫一到，便消踪灭迹，鸟兽四散。
二、天主教的宣教史
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宣教士是方济各会（Franciscan）的孟德高维纳的约翰（JohnofMonteCorvino）。他于元朝时代（1292年），被教皇尼古拉斯九世（NicholasⅨ）派往中国传道。初时倍受中国各教攻击，但因元朝采宗教自由政策，而且他得皇帝信任，经过十一年的努力，终于在北京建立了两座教堂，会友六千。他又收留了一百五十个孩童，训练他们事奉，协助传教。一三三〇年他去世时，中国已有十万天主教教徒。五十年后，元亡明兴，汉族重建天下，驱逐外国宣教士，天主教宣教事工遂停顿下来。
一五〇〇至一七五〇年间，天主教再度东来。最成功的天主教宣教机构要算是罗育拉（Loyola）创立的耶稣会。短短两百多年间，他们在中国设立了四十二个宣教站及一百五十九座教堂。一六一七至一六五〇年，信徒由一万三千增至十五万，一六六四年更增至二十三万七千人。
耶稣会最著名的宣教士有以下几位：
一、沙勿略（FrancisofXavior）
沙氏在印度（India）很成功地工作了七年，无数的人因他受了洗。他本打算转去日本，但日本人问他：“若你的信仰是真的，为什么中国人不信你所传的道？他们是一切智慧之源啊！”这一刺激，遂使沙氏决意向中国进军。
他想尽千方百计，拟循正途或旁路进入广州，继而想偈见皇帝。可是他在广东海外的上川小岛等了一年，仍不得其门进入中国，失望之余，于一五五二年终，患高热病，孤独死于上川岛一块大石上，遗下的简陋衣具给人窃去。他的死讯激起了信徒很大的悲哀，但也挑起了无数宣教士的心，继其遗志，进军中国。
二、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
利氏的上司华利兰利（Valignani）很有负担向中国传福音，曾在澳门，面向大陆，含泪向大陆呼喊：“顽石啊！顽石啊！你何时开启？”
利氏进入中国，是先以西文珍贵的礼物，买得两广总督的人情，得以在广州、肇庆、韶州一带居住，传教建堂。工作初时遇到极多的困难，然而利氏有无限毅力忍耐，不断奋勇工作，慢慢把工作进展到南雄、南昌、南京，最后到达北京。
利氏的传教方式乃是以学者之身分出现于上层社会，以学术及教义讲解吸引信徒。最著名的信徒有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及杨廷筠等，这三人被称为早期天主教三台柱。
一六〇一年，他抓到机会将钟表及风琴等呈献给明帝万历，虽然他不得观见皇帝，但仍获准居留北京。后来他在历法及天文方面对朝廷有功，皇帝封他及同工为钦天监，是最早担任官职于朝廷的外国人，由是开了先例，以后任官职者继有汤若望（J。A。Schall）及南怀仁（F。Verbiest），都是天文学者，又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这样的身分给利氏等人开了传道的门及影响力，使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各地旅行传道通行无阻。在短短的几年间，领了约二十五万人归入天主教。
天主教在华宣教所以成功，最重要之因素在于宣教士之委身。他们彻底奉献，把自己全身、全心和毕生交给主，直到死在异乡，没有一点保留，没有一刻回顾。
此外他们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团结，再加上熟悉和尊重当地文化，着重造就本地人才等，都可做为日后宣教士的借鉴。
当然他们有些手段不合理，如送礼贿赂、偷渡入境、讨好大官学者、过分宽容习俗等。但整体而论，他们的宣教事业是有果效的。
三、马礼逊：第一位来华的改革宗宣教士
家庭及教会的宗教教育，能培植一个伟大的宣教士。马礼逊生于基督化家庭，自小背诵圣经，十二岁时能将《诗篇》第一一九篇背诵无误。他一度生活放纵，但很快就醒觉过来，生命起了改变，发奋读经祷告，辛勤工作。每当工作的时候，常把圣经放在一旁，边看边做，此后还有奉献心志，愿意受训往海外宣教。神在他受训期间，把中国的异象给了他，他接受这个巨大的挑战，说了一句感人的话“我们此去，必须先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这种决死的心成为他后来在中国克服困难的力量。
马礼逊于一八〇七年自英经美到达广州，当时满清政府闭关自守，严拒“洋”人入境，只准东印度公司属下的商人进入广州，而且甚多禁令，政府更下令，凡教外人中文者，需处死刑。马礼逊千方百计进入广州后，节省开支，租了一货仓的下层，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伟大宣教事业。
他入乡随俗，穿戴中国服饰，蓄长辫子，吃中国菜，秘密用功学中文。一位天主教教徒不顾性命，教他中文，助他译经。但是因为他是宣教士，东印度公司为了维护贸易，不愿承担他居留广州的风险。为免被驱出境，他不得已加入东印度公司为译员。这决定与他宣教的心志相远，差会也不谅解。他在给差会的信中，有以下的解释：
1。工作可使他安全居留。
2。有助中文进步。
3。有薪金。
4。消除东印度公司对传教士的仇视。
马氏受聘印度公司同一天，与玛利莫顿小姐（MaryMorton）结婚。但因清廷规定，妻子必须留在澳门，而公司却要他至少半年居留广州。夫妻长久两地相隔，是早期宣教士须付出之代价。马夫人体弱，长子出生即告夭折，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一八一五年离澳返英。此去一别六年，直到一八二一年才返澳门团聚。可是返澳不久，马夫人便因病死亡，葬于澳门，留下一双儿女，马氏经此打击心灵创伤极大。次年，同工威廉士·米怜（WilliamMilne）又死于马六甲（Malacca），使他更是伤痛。但重重的打击，使马氏在悲病中操练得更坚强忍耐，一生没有退缩，至死忠心。
马礼逊研究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