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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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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又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更容易使男人“不像男人”,或者只能造就贾宝玉那样长像和人品都和女孩儿似的男孩。这样的男孩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所知,对开拓进取和建功立业也毫无兴趣,但对讨好女孩子却相当在行。宝玉曾这样教平儿化妆:“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这只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这难道还不够“女人气”么?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身边、周围,难道就没有贾宝玉式的“男小囡”和各式各样柔嫩甜嗲的“化妆品先生”、“菜篮子丈夫”吗? 

  

于是,一个口号近几年来便在神州大地悄然响起,这就是:“寻找男子汉”。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五)寻找男子汉
也许不能不承认,这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制作了《海派丈夫变奏曲》的节目,其主题歌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不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决不仅仅只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为上海男人被看作或说成“小白脸”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地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根据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而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性。比如“练摊没本,当官没门,出国没钱,走私没胆,想当老板缺心眼儿”等等。可以说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些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做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谓之“幽默骗取好感,宏观畅谈人生,痛说革命家史,单刀直取目标”。然而还真有因此而成功的。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做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是有着它的文化背景的。这类“男子汉”的原型,其实就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这类英雄好汉,也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斯”、“撮鸟”、“打甚至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不管怎么说,这种对“男子汉”的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就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自然、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苟如此,岂非北京的男人,也要“女性化”了? 

  

也许,这种担心并无必要。因为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那么,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又如何呢?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骑士并不等于侠客,体育并不等于武术,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在国与国之间距离逐渐缩小,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已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挡的事情。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现代中国的男子汉可不该是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都以既全然不同于旧江湖武侠,又全然不同于旧才子佳人的崭新面目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只要是作者所欲肯定者,都差不多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词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当时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就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其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寻找男子汉”或“重塑男子汉”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决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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