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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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产生的历史背景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理国政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君臣君民的隶属关系。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是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辖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领有正白旗，镶白旗为汗之长孙杜度辖领。汗之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汗赐予的若干牛录。
由于各旗主贝勒的强大权势及其激烈争夺汗位，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43。
度，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汗与八贝勒并肩而坐，同受大臣国人朝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汗，以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全国军政要务。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对这种“共治国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权势，提高汗的权力。天聪四年，他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幽禁终生，以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德格类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下去了，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
崇德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天聪十年（1636）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天聪汗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为多罗郡王，杜度、阿巴泰为多罗贝勒。崇德二年（1637）四月，帝又命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员。此时的亲王、郡王皆是议政王，杜度、岳讬、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八固山额真原来便系在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加上各旗专设议政大员三员，及几位被帝指定议政的贝勒，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或“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全部成员，约有四、五十人。
崇德元年起，清国正式进入在皇帝指挥之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政的新时期。崇德年间（1636—1643），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佥拨差役，分配人畜财帛，兴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由各管理部务之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之职掌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
这七、八年中，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是遵依皇帝之旨，对宗室贵族过误予以议处，以压抑王权，提高君权，加强专制集权制。第一件大案就是对岳讬的惩治。岳讬是礼亲王代善之子，封成亲主，主镶红旗，长期“统摄”兵部，机警聪睿，善于用兵，是当时诸贝勒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岳讬早年与皇太极交往密切，在任置皇太极为新汗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正因为其有才有权有功有势，与其父代善一起，红旗势力过分强大，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俩父子成为皇太极打击的主要对像。崇德元年八月，皇帝命诸王及大臣，议处岳讬，以根据不足之六事，给其定上心怀异志对君不敬之罪，实际上是罗织罪状，有意加害。王大臣拟议岳讬论死，或免死监禁、籍没，皇帝却命革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银千两①。次年八月十八日，皇帝命岳讬在八旗王公大臣较射时射箭，岳讬以臂痛推辞未遂，随意拉射，弓堕地，掷向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以其妄自尊大，议论死或幽禁籍没，皇帝命降为贝子，解兵部任，罚银五千两，暂令不得出门①。
第二件大案是处罚代善。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命法司审理上年进攻朝鲜时违令人员。法司断言，代善犯有多选十二员侍卫、秣马于王京等六罪，拟议削王爵。皇帝命王贝勒贝子大臣会审，议政王贝勒大臣赞同法司之议。可能皇太极知道，法司与议政王大臣系揣摩己欲压抑红旗势力，因而小题大作，太过分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故仅“以代善罪状宣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群臣”，而“悉宥之”②。
此后，议政王贝勒大臣又遵依帝旨，多次议处代善、岳讬及其他王公，如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英郡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郡王阿达礼，贝勒阿巴泰、杜度、罗洛宏，贝子尼堪、博洛、公扎喀纳、篇古、博和托、屯齐喀、和讬、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等，皆因各种过失而遭受议处。这样一来，诸王权下降，君主权上升了。
顺治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发展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事务纷繁，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给予议政王大臣会议更加广泛的职权，议处军国大事。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与在京王贝勒大臣定议，“应建都燕京”，遂由沈阳迁都北京③。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命内大臣、六部尚书“偕诸王定议”，进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之事，王大臣遵谕赞同此议。顺治五年十一月，摄政王出京行猎，闻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临近边界，立“集诸王大臣议”，决定遣英亲王阿济格、郡王博洛、硕塞等，统兵戍守大同①。六年六月，多尔衮统军离京往征大同叛将姜瓖时，谕令各部事务由内大臣、大学士、固山额真谭泰等人裁处，“其军国大事，集英亲王、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公同商议”②。
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打击反对派，惩办与己不和的王公大臣，首先是集中打击肃亲王豪格及正黄、镶黄二旗拥戴豪格的大臣。① 《清太宗实录》卷30，页29。
① 《清太宗实录》卷38，页10。
② 《清太宗实录》卷36，页21。
③ 《清世祖实录》卷5，页15。
① 《清世祖实录》卷41，页16。
② 《清世祖实录》卷44，页26。
早在入关前夕，顺治元年四月初一，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其主肃亲王豪格欲与属员杨善等谋乱，辱骂多尔衮，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会鞫”，遂“夺其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诛杨善等四员大臣③。同年十月，以豪格从征，仍复王爵，但顺治五年三月初六日，豪格又被人讦告徇隐部将冒功，欲将杨善之弟机赛补护军统领，“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后奏称，“豪格应拟死”，多尔衮假示宽大，命免死幽禁，夺其所属人员④。豪格寻即幽死，妻被叔父多尔衮霸占。就在幽禁豪格之前两天，诸王大臣会议，郑亲王济尔哈朗与两黄旗索尼、图赖、鳌拜、巩阿岱、锡翰、谭泰、图尔格、塔瞻等八大臣，于太宗死时谋立豪格为君，拟议处死郑亲王、鳌拜、索尼、革塔瞻、锡翰、图尔格等人爵职，多尔衮降旨，降郑亲王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免死赎身；索尼免死革职赎身，黜为民；塔瞻等分别削爵、革职①。
多尔衮运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制裁反对派，固然收到了很大效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很快也要成为议处的对象。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议政王大臣会议进入到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权限很大。
福临相继命亲王硕塞、富绶，郡王多尼、济度、岳乐、勒都、罗科铎，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议政，加上原有的议政王济尔哈朗、满达海、博洛、尼堪、勒克德浑，以及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韩岱，共有二十名议政王、贝勒、贝子、公。皇帝又规定，六部满蒙尚书、蒙古八旗固山额真皆系议政大臣，大学士满洲希福、额色黑、图海，汉军范文程、宁完我一度也被任命兼议政大臣，后因“其在内院办事，不宜又在议政大臣之列”，方予取消。一些内大臣、侍卫、长史、护军统领如鳌拜、索尼、额尔克戴青、遏必隆等人，也被任为议政大臣，加上各旗议政大臣三员，多达六七十人，人数之多，成员之广，空前绝后。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责和权限也扩大了，并常与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联合会议。从其议处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以下十项。第一，审断重大案件。这主要是议处反对皇上的宗室王公及其党羽，如追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谋叛大罪，尽夺其母、子、妻封典，削爵籍没，将其正白旗改隶于皇帝，处死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削爵籍没，降其亲侄多尼（多铎之子）为郡王，斩杀其党贝子巩阿岱、锡翰，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吏部尚书谭泰、内大臣冷僧机等人。
第二，议处宗室王公、满洲大臣爵职的袭承晋封。顺治八年正月初十日，皇帝“命议政诸王、固山额真、大臣会议睿亲王子多尔博承袭事”（时尚未③ 《清世祖实录》卷4，页3。
④ 《清世祖实录》卷37，页15。
① 《清世祖实录》卷37，页2—14。
追罪多尔衮）。王大臣拟议，其俸禄、护卫名数及诸用物，三倍于亲王，将其原有百名护卫，裁去四十名，帝命留八十员。①第三，商议军务，议定对策，惩治败将。顺治十一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拒不听抚，抗不剃发，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速奏”，王大臣会议：郑成功“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其兵登岸，骚拢生民，若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剿捕，皇帝从其议。后郑成功进攻沿海州县，海澄公黄梧奏请诛戮其父郑芝龙，部议立即正法，皇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以闻”。王贝勒大臣议奏，应将芝龙及其弟、子正法，皇帝命免死、籍没，流徙宁古塔②。顺治十六年三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以即将消灭南明永历帝，“请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进攻之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守”，兵部议奏，“留拨大帅官兵，镇守滇南，事关重大，请旨定夺”。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王大臣等议奏，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一王分镇粤东，一王分镇蜀中，何王应驻何省，恭候上裁。皇帝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镇四川（后改福建）。③第四，复议死囚情罪。顺治十一年九月，皇帝谕刑部：重囚犯罪，法固难宥，但其中若万一有冤枉，死者不可复生，人命至重，恐违上天好生之心。自今以后，三法司照常核拟进奏，“复批议政王贝勒大臣详确拟议，以凭定夺施行。尔部即行传知”①。
第五，改定逃人法，惩治反对重惩窝主之汉官。顺治十一年，督捕右侍郎魏琯请宽已故窝主之家属，皇帝痛斥其偏私市恩，“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王大臣等议奏，魏琯应论绞，皇帝命从宽，降三级调用。兵部议处徇私庇护窝主之托拖沙喇哈番吕献忠一案，回奏迟缓，皇帝“以兵部堂司官显有受贿情弊，下诸王大臣等议处”。王大臣议奏，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