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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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贿赂款，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其再充行商。蒋攸铦向上奏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②。这个做法得到皇帝钦准。另外，行商把行务移交其子侄，也要向官府交付巨款。如1826　年总商伍秉鉴为把行务交与儿子伍受昌，竟向海关监督交付了五十万元③。
　　清廷就是通过这样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皇朝封建权力支配之下，并发挥其政治上防“夷”，经济上确保税收的作用的。从上述可知，十三行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广东行商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封建垄断性质。
　　十三行之“夷馆”
　　广东十三行是靠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并逐渐上升到垄断地位的庞大商业集团，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贸易量较大。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白银。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行商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由于英国货在中国销路不广，英国商人主要用白银和行商交易。
　　与十三行商的营业所相适应的，还有十三“夷馆”（即商馆）。它是由行商专设的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场所（每所租金，乾隆年间每年约六百两银），实际上是洋行的一部分。“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设在十三行街附近，即今广州十三行路以南、人民南路以西、珠江河以北的地方，也即现在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商馆数目通常为十三，这与十三行的“十三”相同纯属巧合。这些商馆被许多街巷分隔开。据外国书籍记载，外商与十三行互市之初，外舶至广东时，每舶俱“占”有“夷馆”一所，每舶俱有一“行”②　同上，页23。
　　③　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133。
　　为其主顾。外商和行商的交易一般在商馆进行，外商又把这种贸易称为“商馆贸易”。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是严加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嗣后各夷商到粤，饬令行商将伊等带来货物，速行销售，归还原本，令其置货，依限随同原船回国。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以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前往澳门居住，将货交行商代为变售清楚，归还价银，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夷人到粤，务令于现充行商各馆内，听其选择投寓。如行馆房屋不敷，亦责成该行自行租赁房屋，拨人看守，以专责成。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赴省。责成行商、通事。。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其前后行门，务拨诚实行了加紧把守，遇晚锁锢，毋得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买卖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身随行。如（行商、通事）敢放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轻重，分别究拟斥革”①。尽管这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行商除允许外商留人在商馆料理来不及销售的货物外，当时是基本执行的。外商进入商馆后，行动上完全受行商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隔海的陈家花园（后改往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的通事随行约束。通事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令，外商外出时随行管束，为外商书写禀帖，通关报税，领取船舶出入口许可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货物、招雇驳船及搬运工人等等。通事的地位虽低于行商，但也有稽查外商违法行为、防止“民夷勾串”的政治责任。
　　商馆中有一种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买办”，他们必须由行商、通事结保，并向粤海关领取牌照才能充当。当时寓居过商馆的美国商人威廉·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写到：“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都是买办自己的人。”买办“由助手们帮助管理公司（指外商在商馆的机构）及职员们的帐目，他监督开饭，并侍候公司代理（原注：外商公司的主任称大班，即总管的意思）及帐房们。”①毫无疑问，这些买办是执行着政府交予的管束外国人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这些买办有为外商驱使奔走的职能，同外商接触最密切，因而也最容易为外商所支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逐渐沦为外商的代理人。据记载，　1926　年“一个深受信任的商馆买办，在广州照管着一大笔活动资金，并按照要求将利润交给雇主”②。这一部分买办从清政府管束外商的工具变为外商进行商业扩张的工具，这是近代买办的前身。
　　商馆的建筑是相当讲究的，每所都有横列的几排房屋。据外商记述：商①　《史料旬刊》第9　期，页308；《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李侍尧折。①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32。
　　②　《中国丛报》（英文版）卷6。
　　馆的房屋“第一层为帐房、仓库、堆房、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苦力的房屋，及具有铁门、石墙的钱库。。第二层为饭客厅，（第）三层为卧房。每楼都有宽阔的走廊。”一百多年来，商馆区“这块地方曾是广大的，中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所进行的交易，其数量之大，是不可估计的。”①当时在十三行租赁商馆的，除英国、美国外，还有法国、荷兰、普鲁士、瑞典、吕宋（即西班牙，因当时菲律宾为西班牙所占）、丹麦等国。这些“夷馆”，后来便发展为各国商人的办事处，如道光十三年（1832）英国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的任所，就设在英国商馆内。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成了外国殖民主义策划侵华阴谋的重要据点。
　　十三行的衰落十三行的商业资本，具有复杂的属性和特点。
　　十三行原来纯属牙行性质的代理商，由于清政府赋予他特权，他就变成了专门包办对外贸易的具有官商性质的商人，成为封建的垄断机构。
　　十三行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鸦片战争前，进口的洋货中，珠宝、毛呢和玩物之类占了极大比重，而出口货中，则以丝、茶和瓷器等大宗商品为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需的外贸机构，是由政府控制的、独揽中外交易的行商组织，这就赋予了十三行以封建性。充当行商需要政府批准，总商由政府指定。行商除了垄断贸易、承保税饷、管束外商、取缔运入的违禁货物等任务外，还要承担外商与政府间的文书传递，甚至陪审中外涉讼案件，在外事工作中代表着政府。这就使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牙行的亦官亦商的双重性格。此外，行商中多数人自身就是商人地主。总理洋行数十年的怡和行伍氏家族，通过捐纳钻营，同朝廷和地方官员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获得大量官衔、官职。他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巨大的地产，而且还开设了银号数家，进行高利贷剥削。这些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同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十三行与清皇朝在经济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粤海关的税收是庞大的，而十三行则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另外，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①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15—16。
　　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行商对外商的剥削问题，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①。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数伍、潘两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②行商依赖官府，但又与清朝统治者有矛盾。清朝统治者对行商的掠夺和压迫，是造成大多数行商破产的极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给行商以外贸特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钱财。
　　行商的封建负担，最经常性的是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乾隆皇帝也承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③。行商贡银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每年为五万五千两，至嘉庆六年（1801　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为讨好皇帝，拟“加增九万五千两，共成十五万之数”①。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皇朝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
　　此外，保商制度也常给行商造成赔累。行商承保的外舶，如有偷税漏税，则由行商按五十倍到一百倍的数额罚出充公。同时一行破产，其他行商也要共同偿清其欠课和债务，这种赔累给行商增加的负担十分沉重。行商蔡世文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2、6。
　　②　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页78—82。
　　③　《粤海关志》卷25《行商》，页8。
　　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页4。
　　就是因赔累过甚而自杀的。
　　行商还要常受广东地方官吏的剥削勒索。承充行商常常要交贿赂四万至二十万两白银，而承充以后，官吏更进行无穷的勒索。道光十二年（1832），刚承充的福顺行商王大同，在尚未有与外商作任何交易以前，其财产已为粤海关借口勒索费用及官厅开支所全部剥夺，其本人也被以负款的罪名监禁起来。
　　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本人违禁，向外商借款和拖欠外商债务等原因，被政府逮捕下狱、鞭鞑甚至抄家和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事，几乎年年发生。这更是清政府对行商的残酷的政治压迫。
　　因此，长期以来，“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却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