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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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对王朝和政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①
天与地的关系以及对圆天覆盖方地四周的认识在图画中表示了出来。人
们知道，至少一个宗教遗址——可能是辟雍——的设计是圆穹包着方地。在
营造某些坟墓的砖上镌刻这类图案的习惯也是为了提醒人们这一宇宙的真
理。表示其他永恒现象的提醒物，如星座，同样是汉墓中发现的装饰性设计
的重要内容。②
在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在观察、测量、计算天体运行的企图和把这类
运动与人的活动和命运相联系的企图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公元开始前


① 《淮南子》卷四，第　4　叶（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　51　页）；《楚辞》三（《天问》）（霍克：
《楚辞》，第　45　页以下）。关于运用神话地理学的另一个例子，见《淮南子》卷四（梅杰：《汉初思想中
的地形学和宇宙学》。
② 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310　页以下，克里斯托弗？卡伦：《李约瑟论中国的天文学》，
载《过去和现在》， 87（1980），第　39—53；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　54　页以下。
① 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27—143　页。
又见以下《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② 关于辟雍，见前《帝国崇拜》。关于图案中的星辰和星座，见肯特？芬斯特布施：《汉史概要及题材索
引》（威斯巴登， 1966、 1971）；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　112　页以下。



已编成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献，它们包括一些可能有图解的著作。收在《汉书》
中的天文志可能是马续约在公元　１５０　年以前所编，其中列出了　１１８　个有名称
的星座和　７８３　颗星。现存的一件文书约在公元前　１６８　年前埋入一座墓内，它
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公元前　２４６　至前　１７７　年各星体升落的时间和方位。③
这类文献记载证明了中国的天文学者的过细的观察和他们长期不懈地进
行记录的活动。一部非官方的文书画下的不下于　２９　颗不同彗星的形状可能是
一个人整整一生的观察所得，这说明有些无官职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但
是更重要的是设置太史令等官职。这些官员的职责之一是把这些观察记在帝
国档案之中。
这些记载要依靠熟练的观察，可以这样说，随着观察工具的日益精巧，
这些记载的精确性也越来越提高。已知早在公元前　４　世纪或　３　世纪就已经使
用日晷。在公元前　１　世纪，在另外的记载中以支持国家干预中国经济而著称
的耿寿昌发展了“赤道仪”。公元　１０２　年，贾逵又随之制造了“黄道仪”。
不久，张衡制作了浑仪（公元　１３２　年）。在后汉时期，内藏必要仪器的国家
天文台位于洛阳南城墙外的灵台。①
至迟从公元前　５　世纪起，黄道的划分已被确定，这牵涉到某些已知其名
的星座。这　２８　个星宿以　３６５　１／４　度的圆周的度数测量，其范围相差悬殊。当
时已知道黄道倾斜地与想象中的天上的赤道相交，约在公元　８５　年，傅安测出
了倾斜的交角。虽然据说约在　８０　年之前刘向已开始了解和解释日月蚀的原
因，但这些仍被视为异常事件，即那些需要作出解释和应用于政治事务的预
兆。
除了用　２８　宿来解释天的概念外，还有一种对天的理解，即天根据木星的
运行被等分为　１２　部分。通过强调天地间的感应，有些天文学者把这　１２　部分
与汉帝国疆域的特定的划分联系起来；这样天上某一部分的活动就可以指望
人间对应地区发生类似的活动。可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天由五官组成，五官
则与被认为是与控制一切存在物的五行相对应的。②
时间的测量和历法的颁布与天文学紧密相关，也是帝国官员的一件关心
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何时开始充分注意春分和秋分、夏至和冬至，但是早
期的材料见之于《书经》。①在帝国以前时期，大部分国家（即使不是全部）
保持自己的历法，由各自的有权威的官员颁布；其中周王室的历法被认为高
于其他国家的历法。
秦汉的帝国政府依次承担颁布权威性历法的责任，并且坚持这种权利。
这些历法被用来计算帝国行政中的一切日程，例如确定征募劳工的时间，或


③ 《汉书》卷三十，第　1763—1765　页列出了关于天文学主题著作的　22　个条目，并举出　21　名专家。绝大部
分的这类著作写在帛卷上，　这样就便于在上面作图。关于《汉书》卷二六的编纂者马续，见《后汉书》（志）
卷十，第　3215　页。关于马王堆的文书，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第　122—123　页。
① 关于这些仪器的发展情况，见马伯乐：《汉代的天文仪器》，载《中国佛教文集》第　6　卷（布鲁塞尔，
1939），第　183—370　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284　页以下。关于耿寿昌，见斯旺：《古代
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　192　页以下。关于张衡及其浑仪，见李约瑟著作第　3　卷，第
217　页以下。关于灵台，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48（1976），第　62
页以下； 王仲殊：《汉代文明》，第　38　页以下及图　42（其解说词误为北魏，实际上应为后汉）。
① 高本汉；《书经》，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3　页；《书经》的这一部分也许在
公元前　4　世纪甚或　3　世纪写成。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188　页。



者任命官员或封赏官爵的日期。对于帝国文官因需要分发大量文书和确定节
日和季节性农活的正确时间来说，定出精确的日期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设
法使官员和农民进行工作的时间与下面将要讨论的循环和节奏的需要完全一
致。②
颛顼历的制订势必随着观察和计算的日益精确而随之进行调整和修改。
进行这项工作的专家们需要确定若干变异因素，如一年开始的时间，或者在
一年的哪段时间应包括闰月。一年中有的月为　３０　天，有的月为　２９　天，所以
就必须规定哪些是大月，哪些是小月。
至迟从公元前　２６５　年起秦国就已采用颛顼历，该历法定出一年从十月开
始，一直通行到公元前　１０４　年采用新历法时为止，新历法则定一年从正月开
始。王莽统治时在刘向的指导下又作了更改。已知汉代的最后一次历法变化
发生在公元　８５　年，这时人们认为新的四分历比它以前的历法更加准确。有时
在进行这些调整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它们可以用来表示王朝的自信心
或开创新纪元的意愿，或者以此把自己与一个过去的政体联系起来。①
在秦朝和汉初的几十年，每个皇帝即位时开始纪年。当公元前　１６３　年文
帝在位时开始第二次纪年时，情况稍有变化。景帝在位对首先在他即位（公
元前　１５６　年）后纪年；然后在前　１４９　年改元；最后又在前　１４３　年改元。在武
帝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时，他采用　了崭新的制度。
新制度采用一种适当的名词；新名词可能表示一件吉祥的事件，或是皇
帝的某一丰功伟绩，或是表示政府宣称要化为现实的人世的理想境界。这些
两个字的名词被用作称呼年份的年号，以后的年份则以此年号逐年计数（例
如公元前　１１０　年定为元封，称元封元年，公元前　１０９　年则为元封二年，依此
类推）。这一制度适用于武帝朝起的所有年份，并用作一种政府据以表示其
意图或弘扬其成就的宣传性的手段。②
一个月的每一天则参照干支循环的　６０　个名称来认定；这个循环是通过把
两种很古老的成系列的字——分别有　１２　个和　１０　个字——结合而成。这　６０
个名称可以表示一大月、一小月的全部天数（５９　天）和第三个月的第一天；
一般地说，它比较均匀地出现在相连的三个月中。到后汉，这一制度被一种
直接以数计算日子的办法——每月从初一数到三十或二十九——所代替。
时辰用一种简单的滴漏来衡量，或用一种上有两根指针以表示太阳运行
的日晷来衡量。一般地说，一昼夜分成　１２　时辰，但在王莽时代前分成　１６　时
辰或　１８　时辰的衡量法可能已很流行。一昼夜的　１２　时辰又纲分为　１００　刻，在
公元前　５　年，在为该年的几个月采用新年号的同时，有人提出以　１２０　刻代替
１００　的计时法，但它以后没有被采用。对精确地记时的注意是文职的和军事
的行政记录的引人注目的特征，这方面的残件已在帝国的西北部分被发现。①


② 关于五行的循环，见以下《生命的循环：六十四种变化和五行》。
①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194　页以下；内森？西文：《古代中国数学天文学中的宇宙和计算》，
载《通报》，55：1　—　3（1969），第　1—73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第　27　页以下、145　页以下；
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　23　页。
② 关于设置这一制度的情况，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21　页以下。
① ）关于日咎，见李约晷：《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302　页以下。关于对记时的重视，见鲁惟一：《汉
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43　页以下、第　126　和第　160　页注　91。关于公元前　5　年未遂的变革企图，见鲁
惟一：《危机和冲突》，第　2　页、第　78　页以下，及本书第　2　章《世纪之末的风气》。关于把一昼夜分成　12、





生命的循环：六十四种变化和五行

在秦帝国统一之前出现的两大思想体系企图说明，一切显然能给人的命
运和人的意向带来浩劫的明显天象实际上就是存在的永恒秩序的一部分。如
果人能了解这种秩序，他就能使自己适应在其周围必然发生的一切变化；他
甚至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避免危险。这一体系之一来自用蓍草进行占卜的
活动，另一种则来自用观察和假设手段对世界进行科学探索的方法。这两个
体系在大一统之前的几个世纪都已发展到引人注目的程度，并且都在汉代延
续了很长的时期。
当用蓍草占卜时，②这个过程包括解释　６４　个可能的六线形之一。这个体
系在此以前已使用了几个世纪，到战国时期，原来知识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
失传。尤其是，虽然有些很古的原文（现存的《易经》中的象和爻）正被用
来解释所产生的符号，但它们的语言是公式化的，绝大部分是陈旧的，结果
它们的真正的意义早就失传了。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引用这些具有经书权威
性的文句，而一个君主或政治家就是用它们的权威来支持他希望作出的决定
的，这从帝国时期的历史所记载的一批事件中便可看出。出于这种目的，有
的人可能会把武断的解释归因于这些古文字，因此，这些古文字同样会引起
它们政治含义方面的争论。
此外，六线形本身的概念也在变化。它们已不是作为占卜过程中产生的
符号，而是正在取得自身的象征的价值。每个六线形表示一系列情况中取代
其前一情况的情况，其取代程序则遵照宇宙的普遍规律。因此，六线形是表
示时间中某一特定时刻的特性和特质以及某一行动的适宜性的有价值的符
号。我们远没有弄清楚秦汉时期的六线形占卜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这种发
展过程使占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占卜者最初掷蓍草以寻求简单问题的简单答案；在以后的几个阶段，占
卜的过程揭示了天、地、人相连结的宇宙据以运行的阶段程序中的阶段。由
于人如果不能顺应这种状态就会导致其计划的失败，占卜和具有加强的象征
意义的六线形的产生就能在某个人或皇帝作出决定之前给他提供明智和可靠
的忠告。这些六线形成了生活规律的象征。通过把它们视作各具很大神秘力
量的两个三线形，它们的意义就可以得到解释；两个三线形的并列，就能显
示出不同的宇宙力量在某个特定时刻处于平衡状态的程度。①
在问卜于“彖”和“爻”时碰到的困惑后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必将大大
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一批现在不知其名的作者撰写了一系列的注疏或论
文，以便解释原文中潜在的奥秘意义。他们企图尽可能清晰地阐述自己对宇
宙内在真理的理解；他们用战国或秦汉时期流行的文字来表述。一直流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