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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

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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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资治通鉴》卷一七六)。
  陈后主宠爱贵妃张丽华及孔贵嫔等人,令她们住在三阁之中。宰辅江总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及文士十余人,与陈后主游宴于后庭,称为“狎客”。他们之间互为唱和,选出其中一些最为艳丽的诗词,令宫女歌唱。陈政治昏暗已到了极点,“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官吏励行搜括,每岁剥削所入,超过以往数十倍以上。
  与此同时,北方的隋朝正处于蓬蓬勃勃的上升时期。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革新之举,隋灭陈,已是势之必然了。
  隋灭陈,统一南北隋文帝有灭陈之意。隋开皇七年(587),问高颎取陈之策,高颎出了一条计谋:“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是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隋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就按此行事。果然,陈朝中计,更加困窘。隋文帝命大作战船,准备进攻陈。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巴东)造的战船,称为“五牙”。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用以拍敌船),拍竿高五十尺。战船可容纳八百人。
  隋磨刀霍霍,陈还是一派歌舞升平。陈后主除一味昏淫奢侈外,此时又迷信起佛来。他整天疑神疑鬼,忽而自卖佛寺为奴,忽而又在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一个叫章华的看到陈朝危在旦夕,上书劝陈后主说,“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后主见奏,不但不思改过,反把章华杀了。
  隋开皇八年(588)三月,文帝下诏伐陈,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己。穷奢极侈,仰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罪,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侧。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同上)并命将诏书写三十万纸,晓谕江南各地。这是史无前例地对敌的大规模宣传攻势。
  同年十月,隋大举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凌,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旦数千里。杨素引舟师,下三峡,乘夜掩袭陈在狼尾滩(在今湖北宜都)的守军,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素率水师,顺流东下。陈江滨镇戍相继奏闻,陈后主不以为意,仍旧是奏伎、纵酒、赋诗不辍,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开皇九年(589)正月朔,陈后主朝会群臣之后,一直昏睡到黄昏。就在这一天,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军居然没有觉察。韩擒虎自横江夜渡抵采石,采石守军都醉了,遂拿下采石。初六日,贺若弼攻拔京口。史称“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人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风纪的严整,对宣传的重视及善通俘虏,都应视作隋军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初七日,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于是贺若弼自京口,韩擒虎自姑孰,并向建康进军。二十日,隋军入建康。陈降将引韩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后主投井避兵。隋军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而出。此后,原属陈的一些地方还不断战斗,到二月间全部平定。隋得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万。南北久经分裂之局,至此复归于一统。
  附:南朝世系表北朝世系表第五章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第一节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发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首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族、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章帝时有一诏书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刚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发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荀彧,荀彧就是颖川的世家名门。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①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滴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王弘的话,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赃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汗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尚书王淮之说:“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宋书·王弘传》)。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南齐书·竟陵王于良传》)。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① 参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南齐时,世族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优不得共坐。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之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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