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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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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①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17 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
  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①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①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① 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18 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 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①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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