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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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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地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竹枝词》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网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赵紫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四〇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嘵嘵,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嘵嘵,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严新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满清入关之初,颁薙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长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的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著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生肖属鸡。家境贫寒。  
  一八二九(道光九年己丑):秀全十六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一八三二:秀全十九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粱亚发著《劝世良言》,末读、藏之。  
  一八四三:秀全三十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良言》。  
  一八四四:秀全三十一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基督教。  
  一八四七:秀全三十四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末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三千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一八五一:秀全三十七岁。一月十一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九月克永安州,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十二月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东王总其成。  
  一八五二(清咸丰二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一八五三:一月克武昌。二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三月二十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一八五四: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一八五六: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一八五七:翼王避祸出走,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四年耳。  
   一八五八~一八六四: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二干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准军及英美雇佣兵(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一八六四:六月一日,秀全自杀,年始五十。  
  七月十九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十四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第二章 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第二章 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  
  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致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霄壤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投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  
  总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胆大妄为的风流人物、草莽英雄;同为半通不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私塾先生,而幸与不幸之间,悬殊若斯!胡为乎而然呢?暂将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论洪公的成败,以就正于高明。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做“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王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一八四二),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的逐鹿中原豪杰们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把名词上的“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二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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