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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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挡。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一九八O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演讲）第十五卷，页四八八）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杀鸡，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一九三八年之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四月一日那天的第四次会议中，吴稚晖提议并推举蒋介石为总裁，确定领袖成为党中领导的重心，其性质等同孙中山所拥有的“总理”。此乃蒋介石权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认为是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页一二一四）。
第四节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淞沪抗战，人员伤亡的惨重、财产损失的巨大，难以估计。所谓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敌人；所谓持久，不过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在上海能打上三个月确实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于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为了持久抗战、保存实力，必须适可而止。但是蒋介石竟被英美各报赞扬我军在沪英勇抗敌而陶醉，居然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亲往前线视察时，向高级指挥官训话说要在精神上“胜过敌人”，“使敌人溃灭”！（《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页六四二）这种鲁迅所说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并无补实际，我军虽浴血奋战，实已疲惫不堪，苦撑下去只是无谓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统帅，相信精神胜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况且他只喜欢听报佳音，听到坏情况就大发脾气，以至于上下诡报士气旺盛，掩饰实况。最后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再三苦谏，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
哪知转移命令已经下达，蒋介石得知九国公约将于十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诉蒋，在敌人强大炮火下，已开始撤退的部队若再回原阵地，必起混乱，甚至不可收拾，但蒋坚持不听。不听军事基本常识的后果，果然是进退失序而起紊乱，而日寇三个师团正好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企图对我军包抄歼灭。在此紧急情况下，唯有再仓促撤退，已无时间计划，以致十万大军拥挤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敌人坦克追击，天空上有敌机轰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的部队，据冯玉祥说，因仓促之间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钥匙（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结果这个蒋介石建设多年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放弃，岂非天大的笑话？陈诚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讲《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也承认不能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档馆）蒋介石一意孤行导致撤退不当，使淞沪之败更加雪上加霜！
从代价甚昂的淞沪之战到极度混乱的仓促撤退，再度证实蒋氏军事指挥能力的严重缺失。任何指挥官如此，都应撤职查办，但谁又能撒蒋委员长的职呢？中国军民只好跟着他硬干。他的军事知识如此，政治常识又如何？从他冀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可见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结果不仅德国与意大利帮日本说话，连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战争”，根本无法给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奋战的英勇官兵，以及无辜横死的中国百姓。
日寇以陆海空三军重型装备追击溃不成军的我军，并分兵三路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实在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当蒋介石于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连续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时，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张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按国际公法不能再动武，可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参阅《李宗仁回忆录》、When Tigers Fight P。66），不过从政治上考虑，南京是首都，终不能不战而弃守，故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建议，以少数部队做象征性防守，然后主动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蒋介石既不听李宗仁等的主张，也不接纳刘斐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所谓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须死守。是以当唐生智慷慨陈词，愿与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蒋意，即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死守首都。不过不到两天，蒋于十一月二十日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蒋介石又于十二月四日，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说是守南京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更说将亲率云南部队来解南京之围云云。蒋介石又于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自江西发电报给唐生智，说是“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后看来，都是不负责任的乱决策。事实上，他早于日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的七日清晨，飞往江西去也。
声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说明保卫南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引自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七五）十二月九日，唐生智以司令长官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页一八一）。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十二月十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