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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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十月二十五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八）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八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 “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三三二）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 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页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第一节 大搞特务
内地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关，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页六至七）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地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页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于是，豪奴欺猢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步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邱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 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显示给我们：特务在蒋介石的统治网中，地位其实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说戴笠当年只能拦蒋介石汽车以递报告的事。乔家才《再为戴笠辩诬》却说不是拦汽车而是等蒋介石下汽车。“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候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但是，纵使不拦，也还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这样的标语：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价了。
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相反的，主子则必须尊贵，甚至还要神化。根据黄埔一期的苏文钦的回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就“最喜欢别人把他看作神圣一般，对他谄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见《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二四）
苏文钦还指出，蒋介石与陈洁如所住的寝室及其个人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在汕头、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以后，权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使要人莫测高深，教人敬畏。据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宓熙说，蒋在广州时就有一排人当保镖，东征后扩编为卫士连，宓熙就是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长和一班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页二四八）
我们偶然在澳大利亚发现一本一九二七年出版，用章回体写的《新出伟人演义：蒋介石历史》，作者署名粤人陈国时，把蒋写得神乎其神，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大伟人，“一手劈开新世界”，而那个小英雄就是“本书上的主人翁，打败至今最称勇敢，最称善于用兵，在军人之中最称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之蒋介石是也。”（页二）更说蒋在小孩子时，就向他爹爹说：“孩儿将来生成长大，定要与汉人争一口气，打倒满夷，还我汉族江山，方算得一个世间奇男子，人间大丈夫。”（页三）还说蒋初入新学堂，就在运动会大显好身手，赛跑起来，“两条腿好比飞毛腿一样，谁个也追不上他。”（页八）不过他就是不玩撑杆跳，原来他认为，“跳高则跳高矣，何必要因撑而高，撑杆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显示他的志气。最最有趣的是，说少年蒋介石是足球健将，有位“妙龄女郎在会场上观看，见介石冲锋之勇敢，实为双方队员中之凤毛麟角，妙龄女子见了英俊少年，自然发出一种爱情来”。（页十九）又妄说蒋赴日本学军事前，已由蒋百里介绍认识孙中山（页二十六），“及至中山物化，党中无主，广州政局凌乱不堪，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领广州，独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如此之后，革命党中知蒋介石是个当世健者，咸来附和”。（页三十五）类此粗糙的编造，无非要为没有特异事迹的英雄，制造事迹。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
等到蒋爬到权力高峰，造势变成造神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举两个抽样：第一个抽样是台大教授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联合报》，其中有：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运动的后果，到达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还表示，“这是好现象”！（见台北《自由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任卓宣又名叶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蒋介石的一番画龙点睛。为了建立权力中心，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此！
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欧战以后出现法西斯主义（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组黑衫党（Fasci di 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义亦于一九二O年输入中国，“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队的铁血主义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十）蒋介石口口声声三民主义，为了巩固他的革命法统，但是为了独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