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线上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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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战争结束后，整个特种部队撤回休整。我的连队移防北部山区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卡姆里，防范印度军队入侵。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完成转移。这段经历让我知道，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区保卫边疆是多么困难。我们驱车４００公里，沿我国山区连接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到吉尔吉特。这条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的公路当时还在修建，我们小心翼翼地通过沿途数不清的路障和塌方地带，花了１０天时间才到达吉尔吉特。从吉尔吉特我们又乘吉普车走了一段路，然后换乘骡子，艰难翻越海拔４４００米的布尔济尔山口，穿过海拔２７００米的米尼玛尔格山谷，最后步行攀上海拔４０００米的卡姆里，来到一片美丽的绿色针叶林带。这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在高海拔地区，人们必须适应缺氧的环境。冬天的积雪有时深达一米。驻防任务虽然艰巨，但我们完成得很好。虽然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待了近一年的时间，却由衷地感到愉快，变得更为自信。冬天里，我还经常到各个山谷和山峰去转转，很少有人敢在那个季节这样做。我的想法是用忙碌和运动来克服孤独与寂寞。同时，我的行动也能向敌人展示我们的力量，因为他们冬天就待在掩体里不出来。１９７２年１１月，我进行了一次艰苦的长途跋涉，那是一次真正的冒险。我决定从驻地卡姆里到自由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去，沿途勘察巴印控制线。这意味着要完成长达２８０公里的行程，其中，到阿特莫卡姆的２０８公里只能步行。我带着六名士兵和一名向导从卡姆里出发，第一站到达６４公里远的尼克鲁恩。我们翻越海拔４１００米的卡姆里山口，经过几个海拔３６００米的制高点，最后下到尼克鲁恩山谷。在三天的行程中，我们竟然没有遇见一个人。天一亮我们就出发，行进到上午１１点，然后在下午３点至太阳落山这段时间继续赶路。因为上午１１点至下午３点这段时间阳光最强烈，积雪融化，很容易发生雪崩。但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安排行进时间就一定能避开雪崩。事实上，我们一直处于险境，因为有时大声说话都可能引发一场雪崩。离开尼克鲁恩后，我们经过的大多数路段都风景如画。发源于印控克什米尔的克星甘嘎河在尼克鲁恩流入巴基斯坦，从这里开始，被称为尼勒姆河。我们从尼克鲁恩经凯尔，最终到达阿特莫卡姆，一路沿着尼勒姆河走，简直像是在人间天堂。东巴基斯坦分离出去成为孟加拉国后，布托便在巴基斯坦议会剩下的议席中拥有大多数席位，这使他获得名义上的合法性。他成为了巴基斯坦总统，但又借口基本法律不完备，担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其实，恢复１９５６年宪法并不存在障碍，只要修改其中关于东巴基斯坦的条款就行了。但布托选择了独揽大权。刚开始我很钦佩布托。他年轻、有教养、雄辩而又充满活力。他在阿尤布·汗总统手下工作了八年，有政府管理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布托的看法开始改变。我哥哥贾韦德当时任西北边境省首席部长的首席秘书。他告诉我，布托不是个好人，会毁了我们的国家。他是对的。我看到，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如何被盲目的国有化政策所拖垮，国家制度也被布托所谓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所破坏。布托实际控制了国家几乎所有的产业——钢铁、化工、水泥、造船、银行、保险、建筑、天然气和电力输送，甚至包括了一些小型产业，如面粉厂、棉纺厂、碾米厂。他还控制私立学校和大学，我们的教育体制也从此遭到破坏。幸运的是他还没有染指国家最大的产业——纺织业。布托不像一个民主人士，倒像一个霸道的专制者。他把许多反对派送进监狱，包括编辑、记者甚至漫画家。他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使用着最时髦的辞令，实际上却是倒行逆施，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永远掌权。这是一个悲剧。他无可置疑的能力本应为国家做许多好事。在他倒台时，我的结论是：布托执政是巴基斯坦所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我现在仍坚持认为，他对我们国家所造成的破坏，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其损失至今仍未能完全弥补。他开了向宗教右翼势力让步的恶劣先例；他禁酒和禁赌；宣布星期五而不是星期天为休息日。这真是虚伪至极，因为人尽皆知布托并不相信这些措施会有效果。１９７４年，我还是少校时，被选送到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颇为重要的参谋课程。我出色地修完了课程，结业时成绩名列前茅。之后，我被任命为驻卡拉奇的２０６旅参谋长，这是大多数少校所向往的位置。该旅后来被派往俾路支省的苏伊和戈赫卢平息部落叛乱。执行这项任务困难重重，我得到了许多经验，尤其是在制订计划和参谋工作方面受益匪浅。在戈赫卢当参谋军官时，我与当地的一些部落头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这样做有风险，却争取到了他们中几个人的信任。一次，庞大的马里部落一个分支的头领邀请我到他山中的家里吃午饭，那儿离我的驻地有五十多公里。我接受了邀请，带着我的司机和一个报务员，乘吉普车去了。
巴基斯坦（4）
随身带的唯一武器是一把手枪。这样做是不符合规定的。条令规定：军官在危险地区活动时，必须加强身边的武装保卫。我之所以这么“草率”地行动，是因为我知道，俾路支部落钦佩和尊重勇敢的人。我的冒险成功了。头领皮尔塔塔尼派出部落武装沿途警戒，保护他们的客人。从那以后，皮尔塔塔尼成为我的朋友和旅部的常客，是一个完全与我们合作的人。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版图上幅员最为辽阔的一个省，但人口最少，也最为落后。其居民中４０％是普什图人，他们从西北边境省迁入，已有几代人在此定居。其余６０％是本地的俾路支人，他们仍属于部落社会，由大约７７个部落组成，其中有少数是反政府的。政府在９５％的俾路支人地区实行的是B区管理，即政府不实施全面管理，而由当地部落酋长或部落头领发挥主导作用。只有５％的俾路支人地区实行的是A区管理，即处于政府正常管理之下。几十年来，B区的少数酋长巧妙地利用和讹诈历届巴基斯坦政府，供养好战的武装分子作为本地的武装力量，通过随意使用武力来控制本部落民众。于是，我决定采取措施把全部B区转变为A区，在那里实施政府管理。迄今为止，我们已设法把２６个部落区中的１４个转变成了A区。另一段难忘的经历是我们旅参与抗洪救灾的行动。１９７６年，巴基斯坦遭受严重洪灾。积雪和冰川融化加上空前的暴雨，使所有河流尤其是印度河泛滥成灾，信德省受灾最为严重。我们旅奉命前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苏库尔救灾。旅长决定由我负责去抢堵一条运河上的决口。对一个参谋军官来说，这已超出了其职责范围，但我明白这是旅长对我的信任，而完成困难的任务也是一种挑战，所以我欣然接受了。受我指挥的人非常特别，除了工程兵外，还给我派了２００个胡尔人（传说中的信德部落勇士）和２５０个苏库尔监狱戴着镣铐的囚犯。我设法使他们团结一心，并彻夜赶工，到第二天早上终于堵住了决口。旅长前来检查工作时，既惊奇又兴奋，大大称赞了我的成绩。旅长发现，我不仅仅是一个高效率的参谋军官，还是一个勇敢的领导者，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代价。基于我的素质和成绩，我的军旅生涯从此蒸蒸日上。
我对学院的课外活动也尽职尽责，尽管这项工作也有风险。参谋学院建于１９０５年，１９８０年我们举办７５周年校庆，齐亚总统计划出席，为校庆增辉。我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演出晚会，请巴基斯坦文艺剧团来演出。该剧团包括许多杰出的男女乐师和舞蹈演员，他们曾在海外进行过表演，宣传巴基斯坦文化。然而在演出前两天，当演员们正乘火车从拉合尔到奎塔来时，我接到上司的紧急电话。他告诉我，总统不希望有任何歌舞表演，尤其不能有妇女表演。更让我感到惊愕的是，他还说，总统甚至不许剧团迈进奎塔一步，免得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听到风声。尽管我提出了异议，但还是被要求执行命令。火车已经从拉合尔出发，我怎样才能阻止这些艺术家抵达奎塔呢？我半夜给苏库尔的副军法执行官（他是位准将）打电话，告诉他我所遇到的麻烦。我要求他去拦截火车，把艺术家们乘坐的车厢分离下来，随便挂上哪趟回拉合尔的火车。准将最初的反应极不客气——一个中校怎能在半夜把他吵醒并要求他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跟他说，他和我的名声都掌握在总统手上。当他头脑清醒过来后，立即采取行动，以军事行动般的准确性把这件事办得极为妥当。凌晨２点，任务完成。我真想第二天早上能看到艺术家们惊讶的表情：他们以为到了奎塔，却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始发站！对宗教势力采取绥靖政策是从布托统治末期开始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齐亚总统则干脆将这一政策进行到底。齐亚没有政治基础或势力，他把布托绞死，使其成为殉教者，也使他的人民党力量大增。齐亚发现与宗教右翼势力结盟于己有利，可以得到一批支持自己的选民，他便开始过分强调和过多地参与宗教仪式，以表明他与宗教势力的联盟关系。政府甚至还禁止音乐和娱乐活动。但我听说，其实齐亚私下里很喜欢听半古典音乐。后来，我又从教官变成了学员，被派到伊斯兰堡的国防大学学习武装力量军事学课程。对一个军官的生涯来说，这被视为晋升路上的里程碑。如果不在国防大学学习军事学课程，就不能成为将军。军事史、军事战略、政治、边境地理，以及最主要的作战战略，构成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作战战略课通过几个逼真的战争演示和地图作业来讲授。数学上的功底促进了我对战争主要因素即时间、空间和相对实力的理解，因此各科我都学得很好，成绩名列前茅。我的作战计划制订和实施，以及作演示时所表现出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