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冰柱之谜 作者:[美] 金·斯坦利·鲁宾逊-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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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　　　
　　“呃……每个代表了对这个问题持一种不同看法的人。”　　　
　　“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我重复了一遍，“这船上每个人都了解其余所有的人就冰柱问题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但是在学术报告中我们可以就所有这些见解展开讨论。”　　　
　　真是学究式的想法。“学术报告什么也做不成，只会是一大堆争论、互相指责和旧话重提。我们混战了多少年了，也没有谁改变观点。现在我们正要去冥王星看个究竟，弄清冰柱到底是谁所立。为什么还要让大家把已经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呢？”　　　
　　布林斯顿的脸涨得通红：“我们是希望能说出新东西来。”　　　
　　我耸了耸肩：“也许有可能吧。听着，尽管放手搞你们的演讲会，不必把我算进去。”　　　
　　布林斯顿停了一下。“如果尼德兰德在这里，”他沉思地说，“那倒也没什么。可现在呢，缺了两个主要的理论家。”　　　
　　我感到对他的不投机感一下子变成了嫌恶。他知道我和尼德兰德之间的关系，所以用这话来刺我。　　　
　　“是的，呃，尼德兰德以前也去过冥王星。”他确实去过，不过很可惜他没有好好利用那次机会。　　　
　　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立了一块纪念碑，纪念那些被他发现的小行星采矿员们进行的那次星际探索。那时候，人们对他的解释深信不疑，甚至没有想到要挖开地面去看看。　　　
　　“即便如此，如果这次探险将证实或推翻他的理论的话，相信他也会想参加的。”他感觉到我心中的不快，声音越来越大，“告诉我，多雅先生，尼德兰德教授是以什么作为借口不加入我们的探险呢？”　　　
　　我久久地盯着他。“他怕的是会有太多的学术报告会，”我说着，站起身来，“对不起，我要回去工作了。”　　　
　　我走到厨房，取了一些食物，然后回到了房间。我觉得自己树了一个敌人，不过我并不十分在乎。　　　
　　是的，雅尔玛·尼德兰德，那著名的冰柱研究专家，就是我的曾祖。　　　
　　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清楚这事，虽然父亲一提起它就心中不快。（父亲并不是他的外孙，我们的亲缘关系由母亲而来。）在10岁以前，我就读完了尼德兰德的所有著作……关于冰柱的论著，五卷本的火星史，还有早期关于地球考古学的书。那时我和父亲住在甘尼米德。父亲很幸运，在一艘太阳航船上当船员并参加厂“星际大回旋”比赛。这种比赛使船员有机会进入木星大气层的最外圈。　　　
　　通常他并不如此幸运。太阳航行是富人的事，而他们往往并不需要船员。所以大部分时间父亲只是打短工：清扫街道，在工地上做搬运，以及短工协会指导手册上所列的任何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很穷，无计谋生，为了活下去四处碰运气。或许我的生活受了父亲模式的影响。　　　
　　他是个小个子，我的父亲，个儿矮，身架子也小。他穿着工人的衣服，留着下垂的髭须，老是咧着嘴笑。人们看见他带着个孩子，总是感到吃惊—一—他看起来不像个重要人物。但是，当他先后在火星、在火卫Ⅱ生活时，他曾是一个四人婚姻的成员。另外一个男人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艺术界门路很广。而我妈妈又是尼德兰德的外孙女儿，在火星大学有些关系。他们合力办到了这件难办的事（尤其是在火星上）：获准生一个小孩。后来这四人婚姻解体了，只有父亲愿意照看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因为正是时时看到我这个婴孩才使他从忧郁病中解脱出来。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于是我就由他抚养（我那时6岁，从未到过火星），并一起启程去木星。　　　
　　那以后父亲从不提起我母亲，或四人婚姻中的其他成员，或我那著名的外曾祖父（他尽量不让我提起这个话题），甚至火星也不谈论。他有许多特性，其中之一便是他的敏感……他是个诗人，却只为自己写作，从不付费让他的诗进入公共档案。他喜欢天上、地下各种景色，搬到甘尼米德后我们一起穿着保护服长途跋涉，翻越甘尼米德光秃秃的小山，观看木星或某个月亮的升起，或观看日出，在所有的黎明中这仍然是最光辉灿烂的。我们在一起感到舒服自在。我们安静地消遣时光，这成了父亲大部分诗歌的素材。　　　
　　不过，父亲诗歌中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那些火星诗。比如这一首：　　　
　　在那拉苏里峡谷，划着船。　　　
　　薄冰悬在河上，投下阴影，压在船下，破裂有声。　　　
　　河流渐宽，拐弯，迎来阳光；　　　
　　古老的峡谷过后又是百折千回。　　　
　　呼气即成冰。　　　
　　红色的峡谷越升越高，　　　
　　山后是山，谷后有谷，永无穷尽。　　　
　　锈红的沙石中布着黑网，风蚀的卵石挂在头顶。　　　
　　那儿，在那潮湿的红色沙滩，暗绿色的沙地草，绿色。　　　
　　在峡谷中我的心觉得单纯……为什么要离开？　　　
　　西边的天空凝成深紫，悬着两颗星，　　　
　　一颗白一颗靛青：地球和金星。　　　
　　虽然父亲不喜欢尼德兰德（我想他们只见过一面），他仍然宽容我对冰柱的着迷。　　　
　　不知为什么，我喜爱那些巨大的冰碑，那是我听过的最令人神往的故事。　　　
　　在我11岁生日那天父亲带我来到了当地邮局（那时我们住在明亮的尤罗巴，常常远足横越那积雪的平原）。和一位服务员耳语一阵后，我们走进了一间全息影像室。　　　
　　他没告诉我要看到什么，使我有点紧张，以为可能会看见我的母亲。　　　
　　室内全息影像打开了，四周一片漆黑。头顶上是星星。突然一颗非常明亮的星发出强光，映出一道地平线，森森的光倾泻下来，出现了一片幽暗、多石的平原。　　　
　　这时我看见了它，非常遥远：那些巨碑。太阳（我现在知道那颗升起的亮星就是太阳）只照到碑顶，白白地闪着光。在阳光照不到的下部它们只是遮住星星的黑色方形轮廓。光线迅速下移（全息加快了），于是整个碑群都显现了出来，又高又白。由于看惯了当时我拥有的冰柱模型，这时我觉得它巨大无比。　　　
　　“啊，爸爸。”　　　
　　“来吧，让我们过去看看它。”　　　
　　“你是说把它拉近？”　　　
　　他笑了：“你的想像力哪里去了，孩子？”　　　
　　他把它调近了……我径直从一块巨碑中穿过……于是我们站在了碑群中心，旁边就是为戴维达夫探险竖立的纪念碑。　　　
　　我们慢慢地转着圈，伸长了脖子往后仰望着。我们察看了那根摔破的立柱以及它散落的碎片，然后细细地观看那段简短的铭文。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真令人惊讶。，’父亲说。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站在空无一物的全息室里。　　　
　　父亲觉察到我悲凉的神色，笑了。“不等你心情恢复，你又会看到它的。来，我们去吃点冰淇淋吧！”　　　
　　那以后不久，在我14岁时，他有机会去地球。他的一些朋友要买一只小船，乘它直往地球。他们还需要一个船员。或者很可能他们并不是非要一个船员不可，而只是希望他同行。　　　
　　那时我们刚刚搬回甘尼米德，而且我在大气站有一份工作。我们断断续续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我不想又挪动一次。　　　
　　我写了一本书，描写戴维达夫探险队在遥远的太空的冒险经历。因为当时省下了一点钱，所以我想把它出版。（只要付点费，谁都可以把他的作品存人资料库并列入总目录表；至于是否有人会去读它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当时我企望会有某个读书俱乐部买下版权，把它列入该俱乐部的索引。）。　　　
　　“是这样的，爸爸，你在地球和火星都住过，所以你想回去，可以在户外活动以及诸如此类。我呢，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情愿呆在这儿。”　　　
　　父亲细细地打量我，对于我的这种感情起了疑心。他有理由怀疑……因为，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不愿意去地球主要就是由于雅尔玛·尼德兰德在一次访谈录中说过（他在许多文章中也作过同样暗示）他不喜欢地球。　　　
　　“你从未去过那里，”父亲说，“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那样说了。相信我的话吧，地球值得看看。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　　　
　　“我知道，爸爸。但这是你的机会，不是我的。”　　　
　　他气恼地看着我。如今的世界孩子极少，每个人都被看成大人；而我的父亲从来就把我看得和他平等，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程度。这一刻他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　　　
　　“船上会有你的位置。”　　　
　　“但那得要你们挤出来。听我说，过一两年你还要回来进行太阳航行的，而我也总有一天会去地球。但在此期间我希望呆在这里。我有工作，还有朋友。”　　　
　　“好吧，”他说，并转过脸去，“你有自己的主张，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当时很难受。但是后来当我回忆起那些场景，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时，我心里的难受劲就更不用提了。父亲很累，当时正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很需要朋友。那时他大约70岁，虽然努力奋斗，却仍然一事无成，他又精疲力竭。在那段时日里他几乎要完蛋了，我猜他自己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一那时他还没有喘过气来。人们必须喘过这口气，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但使父亲喘过气来的并不是我，或者我的帮助。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做儿子的职责所在。　　　
　　就这样他去了地球，我则独立生活。　　　
　　大约两年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中的某个岛上。他遇到过一些马科萨斯海员。有一些古老的密克罗尼西亚航船组成的船队，称为哇阿考卢阿，穿行于太平洋上，不但载客，甚至也载货。父亲决定跟着一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领航员学领航。那些人用的仍是古老的法子：不用无线电，不用六分仪，不用罗盘，甚至不用地图。　　　
　　从那天起到现在，整整45年了，他就一直干着这一行。整整45年学习如何通过观察岸上移过的椰子树测定船行速度，记忆岛与岛之间的距离，观测星象，预测天气，在阴天的晚上躺在船底板上通过感觉波浪的起伏测定轮船的方向……我回想我们相依为命的那段短短的时光，真是活一段算一段，觉得他真的找到了他的归宿。　　　
　　偶尔我会接到他从斐济，从萨摩尔，或从瓦胡岛寄来的短信。有一封来自复活节岛，里面附了一张一尊塑像的照片。信上说：“这雕像可不是赝品！”　　　
　　这是惟一的一次，暗示他知道我目前正在干什么。　　　
　　就这样我在甘尼米德呆了下来，住在集体宿舍里，并在大气站工作。　　　
　　我的生活方式和父亲在一起时已经形成；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我保持这个模式。同寝室的人就是我的家庭，这从来不成问题。　　　
　　后来我的名字在搭车旅行者名单上排到了最前，使我得以搬到了泰坦。在那里我一边等待气象公司给我一份工作，一边加入了短工协会，做些扫街、推行李车、为飞船卸货等零活。　　　
　　我喜欢这种工作，不久就变得十分强壮。　　　
　　我通过一家寄宿旅社登出的行会广告找到了一间房，发现大部分房客也都是打短工的。大家在一起很合得来：吃起饭来热闹非凡，有时候聚在一起就闹个通宵……女房东非常喜欢这些人。　　　
　　有个年纪大一点的房客，是个名叫安琪拉的女人，喜欢争论哲学问题……她称之为“交流思想”。在寒冷的晚上她会通过内部通讯叫上我们几个，把大家都邀到厨房里去。她会一壶接一壶不停地沏茶，然后用问题来刺激大家，通常是我和另外三四位常客。　　　
　　例如她会这样提问：“你认为所有遇刺的美国总统都是被罗思克鲁克人杀死的，这一点可以完全确定吗？”　　　
　　然后告诉我们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如何从燃烧的谷仓中逃出活了下来，改名换姓，然后射杀了加菲尔德和麦金雷……　　　
　　“难道肯尼迪也是他杀的？”约翰·阿斯理问道，“你敢肯定你所说的杀手不是阿哈苏伊拉思吗？”要知道，约翰是个罗思克鲁克人，所以很自然就被激怒了。　　　
　　“阿哈苏伊拉思？”安琪拉问道。　　　
　　“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你们是否知道他原先根本不是犹太人？”乔治问道，“他名叫卡托菲那斯，原是庞修斯·皮勒忒的看门人。”　　　
　　“等一等，”我说，“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