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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历史的拐点-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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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了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子产不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驱逐丰卷,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3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3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3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一表人才,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在郊外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20多年(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去世之时,还掌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
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1)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就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就像北京“的哥”开出租车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他们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也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把乡校封闭或是毁掉,怎么样?
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柔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会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料。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做药来吃吧。”
然明非常佩服,他说:“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实行下去,郑国就有希望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面,在子产那里得到了统一。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30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 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出言不逊,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
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驱逐出去了。
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子产不毁乡校颂(2)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到国外,这就是债务奴隶,从而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
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国外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依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400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等级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被继续开拓下去。
                  把绸子抖开
柏杨说,秦国商鞅的变法,是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魔术。
此话有理。这一场变法可谓惊天动地,中国历史上只此一回。
商鞅的主张太吓人了,他无比激进。激进到什么程度呢?在他那里,“从容易改的地方着手”等等,全是废话。他绝对没有“增量改革”的计划,丝毫没有考虑过“渐进”这个字眼,也不需要论证什么“社会承受力”。商鞅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全盘出击,一个也不落下,齐头并进,锐意突破,争取在最短时间内,通过上述所有方面,把秦国全盘改变,彻底改变,变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秦国。
如果有谁出来阻挡,对不起,大刑伺候!你跳出来说不好,当然没好果子吃。你如果称赞他的改革,也不行。《史记·商君列传》说,改革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有一帮人聚集起来前往京师献辞说好。结果,这些唱赞歌的人全家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为什么呢?商鞅说:“唱赞歌也是捣乱!”他要你彻底闭嘴,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全盘改变,就马上全盘改变,一个字也不许议论,说好说坏都不行。全国所有臣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哑巴一般地沉默执行,而且要全盘彻底。
我们中国人如今也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见过很多世面,可是你能想象商鞅这样的改革吗?你吃得消这样的改革吗?
话说也怪,商鞅历时19年的改革,竟然成功了。怪不得范文澜说,秦国旧势力比较小,所以商鞅变法成功,这与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遇到极大阻碍很不一样。吕思勉则说,“秦国开化较晚,所以风气朴实”,民众比较听话。
不管怎么说,魔术师上台的时候,用一幅宽大的绸子遮住旧的秦国。旧秦国是什么样呢?地处偏远,默默无闻,落后而贫穷,再加上长期内斗,“兵弱而主卑”,就如一个侏儒,不时受到强邻魏国和楚国的欺负,谁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中原各大国谈到秦国的时候,竟称之为“夷狄”,这是蛮荒不开化的同义语,秦国人怎能忍受?
19年之后,那幅绸子一抖开,你可要揉揉自己的眼睛了——侏儒变成了巨人!一个崭新的秦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秦国,出现在战国舞台上。19年,在历史上算起来,可称为一瞬。你说是不是魔术?在这个意义上,称商鞅为魔术师不为过。
                  董事长秦孝公
魔术表演常常有两个人,一个是主角,另一个是配角。这次秦国变法的魔术,也有两个人,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秦孝公。商鞅名气太大,时常把秦孝公遮挡住了。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突出重点,也只标出了商鞅的名字。实事求是地说,商鞅固然功劳甚巨,但实际的主角是秦孝公。他是董事长,商鞅是CEO。所有的事情,最后都由秦孝公拍板;所有的压力,都经不同渠道传递到秦孝公那里,一切后果也都由秦孝公承担着。
秦孝公不是一般的君主。他父亲秦献公就有志于振兴秦国,可惜壮志未酬。公元前362年,孝公继位,遭人白眼,大受刺激。他立下宏图,不管遇到多大阻力,遭到什么风险,也要实现霸业。
继位一年,孝公向全国发出征求人才的布告,用词极其沉痛:“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然后说,不管是谁,“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其恳切的承诺,甚至超过了今天延揽诺贝尔奖得主来本国发展科技开列的条件。
出生于卫国,后来在魏国干点小差事的商鞅(约前390~前338),闻声而至。此前,商鞅觉得自己怀抱绝世之学(刑名之学),却一直不得志,所以投奔秦国碰碰运气。他原名公孙鞅、卫鞅,后来由于在秦国立功,被封为商君,人们又称他为商鞅。
商鞅来到秦国之后,与孝公几经磨合,终于得到充分信任,君臣一心,准备变法。
                  改革研讨会
魔术上演之前,孝公想试试水。由他亲自主持,在高管层挑了几个人,小范围地召开了几次改革研讨会,结果遭遇强烈反对。
孝公说:“我想变法,可能会有许多人反对,你们看怎么样?”
商鞅说:“旧制度已经证明不能富国强兵,应该废止。高出常人的举动,本来就会遭到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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