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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历史的拐点-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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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慧眼识才,他提拔重用的大批人才如戴叔伦(唐代著名诗人)、包佶、陈谏等人,在经济上都能独当一面,颇有建树。
《旧唐书·刘晏传》说:“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其中,陈谏机警聪敏,过目不忘,后来成为顺宗时“二王八司马”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陈谏撰文推崇刘晏是管仲再现,称赞刘晏在极为混乱的局面下,细心研究每州每县经济状况,每当一个地方的灾情刚露苗头,就详细测算。结果,老百姓还没到最困难的境地,政府救灾措施已经下来了。刘晏的办法叫“常平法”,即丰年大量收购粮食,灾年以贱价在灾区出售。同时大量收购灾区杂货,再把杂货运到收成好的地方营销,而不是单纯采用无偿救济手段。这样,政府和民间都得好处,唐朝的经济复苏并发展起来了。
安史大乱,货币紧缺,金融一塌糊涂,京师几乎“人人铸钱”,恶币充斥,国家财政破产。刘晏掌管货币铸造发行权之后,允许江南人以物购物,然后把这些物品置换为铜,在当地监督铸钱。铸出来的钱成色非常好,大量运往长安及重要城市,增加了货币供应,币值稳定,物价下跌,良币驱除了恶币,刹住了民间私铸钱币之风。
刘晏的同代人陆羽写了《茶经》,但促进种茶业发展的却是刘晏。茶有丰厚利润,刘晏当政时却始终没有收税,除了少数官营茶场之外,大量民产茶仍采取间接专卖方法,搞活流通,刺激了茶叶生产积极性。刘晏死后,一些恶吏开始征收茶税并不断增税,不仅摧残了种茶业,而且逼得走投无路的茶农起来造反。
刘晏说:“理财须以爱民为先。”他在接掌经济大权之后,陆续免除了农村一些不合理的赋税。对于城市工商业,也实行减税政策。过去工商业的户税都要加重征收,刘晏在大历年间取消了这个规定,让工商业者和其他人户税税率相等,扶植了工商业发展。至于做好粮食储备调剂工作,平衡物价,防止谷贵伤民和谷贱伤农,更是他著名的功绩。安史之乱,人民死亡众多。从广德二年(764)刘晏接手办漕运开始,到大历末年(778),刘晏管辖的地区增加了90万户人口。那些不属于刘晏管辖的地区,户口就没有增加。
代宗广德二年(764),刘晏任户部尚书(掌管财政和民政事务的部长)。代宗大历四年(769)升任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考核,相当于中组部部长),并与第五琦分别兼任不同地区的经济领导人。刘晏管辖8个道(地区建制,每一道相当于现在好几个省),范围超过大半个中国,为唐朝经济最发达地区。
刘晏的经历,既不是刀光剑影,也没有风花雪月,有人也许觉得索然。但是刘晏的一举一动,活生生地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决定着民众的饥饱贫富,因此又是那样具有生命力,并且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闪耀着经济之美。
刘晏如同亚当·斯密一样,非常重视“看不见的手”。在盐务活动中,他放弃了强制性的官产官销,而是更多发挥私人和市场的作用。在漕运事业中,他不赞成强制性无偿劳役,把雇用制引入到国家经济事务当中,建立劳务市场,这在当时堪称慧眼独具。
刘晏更接近著名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即更重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刘晏没有留下什么专门的经济著作,他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经济措施当中。就刘晏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对美国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专案组组长得罪人
刘晏身居高位,朝中许多官员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或被他提拔起来的,可是他住的房子很小,没什么装修,家里也没有婢妾。当刘晏被诬陷致死,杨炎派人去他家抄家的时候,结果只有杂书两车,粮食几斗。满朝文武听说,不禁欷叹息。
刘晏被诬陷,还要从元载说起。在肃宗、代宗两朝连任宰相15年的元载,口才上佳,能力很强,可也贪欲无度,横行霸道。他搜刮民财,残害百姓,受贿卖官,贪污*。代宗大历五年(770),元载帮助代宗密谋剪除了大宦官鱼朝恩,自恃有功,更加恣意妄为。他包庇奸邪,陷害忠良,越玩越大,甚至发展到对代宗也时常欺负耍弄的地步,结果导致代宗痛下杀手,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并任命刘晏为专案组组长。
办案结果,元载及其妻、子赐死。此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因与元载“亲重无比”,坐贬道州(湖南道县)司马(辅佐官员),这就与刘晏结下了梁子。
过去,刘晏和杨炎同在吏部,刘晏是杨炎的顶头上司。两人都是才子派头,盛气凌人,谁也不服谁,关系搞得很紧张。刘晏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排挤杨炎,也是两人结怨因素之一。
其实,代宗任命刘晏审讯元载,是借重刘晏的威望,并非刘晏与元载私人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实际上,刘晏在工作上还得到元载不少支持。但刘晏既受命担任专案组组长,不能不秉公办事。
史书称,刘晏担心元载势力庞大,特地要求代宗加派皇族李涵等5个大臣共同参与主持专案工作,以免将来落下什么后遗症。刘晏多了这个心眼完全必要。
代宗诛杀元载,本意要尽除元党,而元党名单中,杨炎赫然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建议分清首犯从犯,不能都处死刑,杨炎才得以活命,不然杨炎早就身首异处了。尽管如此,也没有防住杨炎日后的报复,这是后话。元载一除,朝野欢声雷动。当然,贬官途中垂头丧气的杨炎就不这么想了。
                  杨炎初试锋芒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刘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对当时混乱异常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提出改革。也许他办公桌上的问题堆积如山,顾不过来;也许他筋疲力尽,对赋税改革产生了畏难情绪?不管怎么说,这就为有志者进行改革留出一个巨大空间。而这项工作正是由杨炎完成的。
杨炎在新皇帝上台之后翻身。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八月,由于宰相崔甫力荐,杨炎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任上直接被提拔为宰相,这是历代都很罕见的事。
原来,在大历年间,代宗因宠爱独孤贵妃,曾企图废掉李适的太子地位,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回为太子,因遭到元载极力反对,李适才保住了太子地位。李适当了皇帝,饮水思源,对元载充满感激,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后来还为元载*。当然,李适在当太子的时候对杨炎的才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是提拔的重要原因。
此时刘晏已升任尚书左仆射(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掌中央大权。中书省定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实施,三省平级。尚书左仆射是尚书省最高负责人,下辖吏部、礼部、户部、刑部等六部。唐中期之后,尚书左仆射地位降低,被排除出宰相行列)。杨炎出任宰相,刘晏见势不妙,提出辞职。德宗鉴于刘晏的能力及威望,竭力挽留,并扩大刘晏在经济上的管辖范围,刘晏实际上统管了全国经济工作。
杨炎一上台,初试锋芒震动朝廷,他的矛头首先指向皇宫内库的问题。
原来,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与皇帝私人费用分开的制度。唐朝初年也是如此,国家财赋都归入国库——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每季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的比部司进行核对,一点弊病也没有。
但安史之乱发生,全国一片混乱。当时第五琦负责经济工作,京师一些有实力的将领毫无节制地向国库索取财物,第五琦挡不住,就把国家财赋都运进皇宫里的大盈内库保存。皇帝觉得这样用钱很方便,也就没有再交出来。从此以后,国家财赋变成了君主私产,政府主管部门无法计算库存,而在大盈内库当差混饭吃的宦官却达到300人。
杨炎对德宗说:“财赋是国家根本,百姓的咽喉性命。代宗时期出于权宜之计,让太监掌管。结果太监就操纵国家权柄,大臣谁也不知道库存虚实,怎么能研究利害并制定政策呢?目前最急迫要解决的弊端就是这个。请求陛下把国家的税赋交出来,仍归有关部门掌管。至于皇宫所需费用,可以估计一下每年所需,照数供给就是了,绝不会少一星半点。现在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好谈别的事情。”
刚上台的德宗颇想有一点作为,立即批准杨炎的奏请。
如此敏感棘手的问题,竟如此顺利解决,朝臣们吃惊的同时,都期待杨炎多干点好事,成为贤相。
                  两税法横空出世(1)
杨炎受到鼓舞,第二天再次上奏,提出两税法,代替行之已久的租庸调法,这是牵涉千家万户的一件极重大的事。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至此已经150多年。
均田制:
16岁以上男丁每人分给100亩田。宅基地另按人口批给。
租庸调:
“租”就是地租。按男丁计算,每个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斗。
“庸”是劳役。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无偿劳动)20天,闰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以交实物相抵,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
“调”是缴纳手工业品。如蚕乡,每个男丁缴纳绢、绫、粗绸各2丈,棉3两。非蚕乡缴纳布2丈5尺,麻3斤。皇室贵族勋臣免交租庸调。
除租庸调之外,还有其他税费:
一、户税。唐初,按每户资产不同,把天下户分为9等,按等缴税。如大历四年(769),“上上户”每年交4000文,“下下户”交500文。
二、地税。每亩交玉米2升。
三、“杂徭”,又称“色役”、“资课”等。即为各级政府做各种杂务劳动,也可以用交钱替代。
四、代宗时还增设“青苗税”(田里冒出青苗即收税)。
五、各地政府及军阀巧立名目收取的税费。
租庸调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如果人没有了,就不好办了。
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据《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大乱之前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政府管辖人口5292万。到大乱尾声的肃宗乾元三年(760),管辖人口1699万,人口减少了3600多万,其中逃亡人数众多。均田制破产,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
杨炎的两税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来的。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府量出制入,根据支出额度确定征税额度,一改过去一直是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征收。
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征收“地税”。各地田亩数字,大致以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数字为标准,进行征收。
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1/30的税。
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六月之前缴纳,秋税在十一月之前缴纳。正因如此,所以名为“两税法”。
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
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否则以“枉法”论处。
应该特别标举的是,在中国财政史上,杨炎之前和杨炎之后(直到近代),都是实行量入为出,只有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为入。经济学界认为,像杨炎这样实行量出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财政制度。因为随着国家机器日益庞大,量入为出的原则无法适应实际需要。
有人说,对杨炎的评价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量出为入的原则,中国一直到近代的财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为出,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换句话说,是杨炎的措施太超前,带有临时性。但是,毕竟杨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这一原则。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价说,仅这一点,就可以使杨炎在世界财政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德宗又是立即批准,宣布自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起,正式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政府也省去了一年四季不断催索,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新唐书·杨炎传》称赞两税法说:“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两税法横空出世(2)
另外,杨炎主张,除了“田亩之税”仍以谷物缴纳之外,其余各税一律改为以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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