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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

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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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中,他继承张仲景关于六经分证的传统来处理外感伤寒病证。他尊张仲
景为“群方之祖”,用药“为万世法”,称张治杂病“若神”,因此,他
对六经分证十分推崇,如在治疗霍乱吐泄这类病时,主张以胃足阳明经来
统摄六经的辨证治疗,尊用张仲景原来的理中汤、五苓散、建中汤这一类
方子。在这一基础上,结合胃与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
六条经的关系,在这些方剂中分别加入该经的用药。然而,他并不满足于
此,还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冶疗。如在人体同时感受风寒两邪时,张
仲景用的方子叫大青龙汤。在实践中,张元素认为大青龙汤对此证疗效不
理想,容易发生变证,经过反复实践,最终创用了九味羌活。据当时有关
医家记载,此方疗效如神,胜于张仲景的原方。

他强调治病时要照顾人体的胃气,不要多用峻烈泻利之品,否则后者
容易损伤人体的胃气,使脾胃败坏,功能失调,致健康受损。在张仲景《金
匮要略》枳术汤的基础上,他改用枳术丸,方中重用白术,而不如张仲景
重用枳实,目的就是照顾人体脾胃功能,促进其机能。如果消化吸收均强
健,自然能早日痊愈。这是张元素治疗一般杂病的主要原则,具有重要影
响。

在用药方面,张元素更具有自己的特色。他重视药物的炮制和归经。
所谓阴阳,是指药物的气和味,上浮和下沉,上升和下降。他认为就阴阳
的性质而言,药物的味和气、沉和浮、降和升分属于阴阳,因此,厚味的
药物起泄下作用,薄味的则具有疏通作用;厚气的药物使人发热,薄气的
药物使人疏泄。掌握这些原则,临床上才能运用自如。如气薄的药茯苓可
以利小便,味薄的麻黄可以发汗,都体现了这些原则。他还指出植物药的
根茎具有上升的性质,其根梢则下降,因而主张用于人体治病时,上部疾
病宜用根茎类药,而下部病症则宜用根梢类药。他还认为利用人工炮制的
方法,对于药物的这些特性能产生影响。如黄连、黄芩、黄柏一类苦寒药,
用酒炒之后,药性可改变而使之上升到头面及皮肤体表;用于胸腹部,则
可用酒浸洗;如果要治下肢的病症,则不必加以炮炙,生用就可以。可见
同一种药物,炮制后其药用有如此大的差异。他还认为药物的补泄作用与
其气味及所作用的五脏六腑对象不同而有所变化。如以脏腑而论,肝胆这
两个器官对四气五味的反应是温补、凉泻、辛补、酸泄;心和小肠则是热
补、寒泻、咸补、甘泻;命门和三焦与心和小肠相同;肾和膀胱则是寒补、
热泄、苦补、咸泻;脾和胃则是温热皆补、寒凉皆泻、甘补、苦泄;肺和
大肠则是凉补、温泄、酸补、辛泻。这些见解为后世多数医药学家所推崇
和遵循。


张元素在用药上还提倡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的理论。由于在临证中,
他很重视六经的辨证论治,所以他又提出了药物的归经问题,亦即某种药
归入某一经或某些经,治病需选择其相同的归经药。以头痛及火热这两证
而言,凡头痛者,一般用川芎治疗,如不愈,则应视头痛的部位不同而选
经用药。如属太阳经,应选羌活;阳明头痛,选用白芷;少阳头痛用柴胡;
厥阴头痛用川芎、吴萸;少阴头痛用细辛。同是一种火热症也要分辨其病
位在何经何脏,如心火要用黄连来泻火,肝火用柴胡,肺火用黄芩,脾火
用白芍;胃火用石膏,小肠火用木通,膀胱火用黄柏,肾火用知母。中医
的方剂组成,在古代就十分严谨,称为君臣佐使,以表达方中各药之间的
关系。一个方子有了君臣佐药的配伍,还要有使药的引导,使方剂的作用
直达病症所在地,这种应用通达特经的使药,张元素称它为“引经报使”,
如手、足太阳经,要用羌活、藁本引经,手、足少阳经,要用柴胡引经,
足阳明经要用升麻、葛根、白芷,手阳明经也用白芷,足太阴经用芍药,
足少阴经用独活、桂枝,手、足厥阴经用柴胡,手太阴经用白芷、升麻等,
手少阴经用独活。这种引经报使的理论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清
医家,对这一问题都很重视。

张元素从医学到药学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尊古但并不拘泥于古。
他认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古代与后代的情况不尽相同,现时的疾病与古
代的也有所不同;如果仍死板地用古代的方子来治疗现时的疾病,是难于
奏效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他提倡革新,在他的影响下,金元时期曾出现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有人
认为,在他以及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子和、朱丹溪、李东垣等人的推动下,
“医道于是乎中兴”,其影响不容忽视。他的门徒如李东垣,王好古、罗
天益等人,都是一代名医。他重视胃气为本的学术思想,李东垣发展了他
的观点,成为有名的“补土(脾胃)派”,后世称张元素这一学派为“易水
学派”,称他们的医学主张为“易州张氏学”。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称赞
他是“大扬医理,灵素以下,一人而已”,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他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珍珠囊》、《医学启源》、《脏腑标本药
式》、《洁古家珍》等。

文献
原始文献


'1'(金)张元素:洁古老人珍珠囊,涵芬楼影印本,1938。

'2'(金)张元素:藏府标本药式,双修馆刻本,1234。

'3'(金)张元素:医学启源,明正德刻本。

研究文献

'4'俞长荣:试论张元素的学术成就,中医杂志,3(1962),5,第38—41 页。
'5'沈仲理:易州张元素学说及其发展的探讨,上海中医药杂志,
4(1963),5,第28—33 页。
'6'金寿山:试论“易州张氏学”,中医杂志,4(1963),6,第36—
40 页。
郑樵

刘昌芝


郑樵字渔仲,学者称其为夹■先生。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人。

北宋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1104 年4 月26 日)生;南宋绍兴三十

二年三月七日(1162 年4 月22 日)卒。动植物学。

郑樵出身于仕宦之家。据郑惠元《郑氏族谱》记载,其曾祖郑子堂“补
太学,中漕司举,复中本贯”。祖父郑宰,“熙宁三年庚戌(1070)进士”。
父亲郑国器是太学生。郑氏为地方望族,到郑国器时,家中还有不少田地。
郑国器将一部分田地卖掉,“筑下溪苏洋陂,灌田七百余亩,乡人德之”。
他的家庭经济来源就是靠地租、陂租的收入。

郑樵16 岁开始居夹■山(即东山,在福建莆田县西北),谢绝人事,闭
门读书。但南宋动荡不安的社会,使山居生活也不能平静。靖康元年(1126)
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宋王朝掌权
者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非常尖锐,百姓的抗金斗争热情则十分高涨。年
轻的郑樵和堂兄郑厚曾联名致书签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给事中江常,表示
要以自己的才干为朝廷效力青年时的郑樵相当自负,他自信一旦得到起
用,一定能胜任朝政大事。但不论是宇文虚中还是江常,都没有提拔他们。
郑樵的爱国热情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从这以后,便专心致志于他的著述
生涯。

南宋时福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学术也相当发展,藏书尤其丰富,
为郑樵著书立说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在夹■山上刻苦读书的30 年中,曾周
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郑樵向他们借阅图书,和他们共同切
磋讨论。为了完成著述,他还结交了一些朋友。除文人学士和藏书家外,
还有看重郑樵的学问和他交往的李纲、赵鼎、张浚等。他的这一切活动都
是为了实现著述的目的。郑樵也希望有机会翻阅三馆四库的藏书,以充实
自己的著作,所以曾三次徒步献书朝廷。绍兴三十一年(1161)抄完《通志》
后,又进京献书,任枢密院编修。这时他得以入密书省翻阅书籍,可惜不
久被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这对郑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便逝世了。

郑樵提倡实学,注重实地考察,他一生著作达84 种。但大部分散失,
只有部分保存下来,且多残缺不全。如《尔雅注》已没有图,《夹■遗稿》
只是一部不完整的诗文,《六经奥论》又有伪书的嫌疑。唯独《诗辨妄》
和《通志》幸运地完整流传至今。《通志》是郑樵的代表著,也是他学术
上最主要的贡献。不仅记载了古代的政治、经济等历史资料,而且涉及天
文、地理、植物、动物等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这是郑樵在史学
上的贡献。该书中的二十略是精华。《昆虫草木略》就是二十略之一。它
是郑樵把书本理论与田野实践相结合,通过观察和调查写成的。《昆虫草
木略》共两卷。记载植物300 余种,动物130 多种。与以前记有动植物知
识的农学和医学著作不同,它是一部内容丰富,集中反映动植物本身特性
的专著,有如下特点:

一是重视观察、研究,不以辑录古籍资料为主。在郑樵作《昆虫草木
略》以前,涉及动植物的典籍有大约从战国时期汇集到西汉成书的《尔雅》;
魏时张揖的《广雅》;晋陆机(元恪)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郑樵
指出《尔雅》作者对《诗经》中的动植物名称的解释是以一物的今名解释
《诗》中的古名,如阅者不识今名为何物,仍不识《诗》中的古名。《广
雅》沿袭了《尔雅》用名词解释名词的方法。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


疏》,虽能联系实际,对动植物的别名、形态、生态、用途等进行说明,
但不如郑樵的《昆虫草木略》对动植物记载详实。正如郑樵所指出,陆机
是诗人,他虽为《毛诗》作《草木鸟兽虫鱼疏》但不懂动植物学,采访所
得资料很分散。而郑樵经过数十年的山林生活,通过深入实际,了解动植
物的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形态、生态习性,写成了《昆虫草木略》。由
于他重视实践,对动植物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改正了前人许多认识上的
错误。如,郑樵在《昆虫草木略》说:“梓与楸相似,《尔雅》却将楸与
梓误认为一种。陆机谓楸的疏理白色生子的是梓。《齐民要术》记载白色
有角的是梓,无子的是楸。都是不辨认梓与楸。梓与楸异生,不生角。”
郑樵指出《尔雅》、陆机、贾思勰都不能辨别梓与楸的错误,提出梓与楸
是两种不同的植物的精确判断。现代植物学证明这两种植物同属紫葳科梓
属,由于它们的叶(轮生或对生)、果(蒴果)的形态十分相似,不易辨认,
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如梓树的花黄白色,长1。5—2 厘米,叶柄具长毛,而
楸的花白色或粉红色,长3—5 厘米,叶柄有时具有柔毛。又如,他指出“■
鸠,今叫■鹆,《广雅》误称斑鸠”的错误等等。■鹆即是八哥,在动物
分类学上属鸟类椋鸟科动物。郑樵对前人著述的纠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
义,避免以讹传讹;也说明他不泥古,敢于批判前人的学术见解,且提出
自己的看法。这种批判的精神,在郑樵的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动植物类目排列明确。郑樵按性状和用途将植物分为草类(菌、
藻、地衣、苔、蕨类和草木被子植物)、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五类。
把动物分为虫鱼类(有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少数两栖、爬虫动
物)、禽类和兽类3 类共8 大类。从各类前后排列次序的科学性看,它比较
早的《证类本草》(成书于1086)把动植物分为草、木、人兽、禽、虫、鱼、
果、米谷、菜9 类,每类再分上、中、下3 品的方法更科学。《证类本草》
的果、米谷、菜应置于草木的后面,但却列在人、兽、虫、鱼的后边,造
成了动植物排列交错混杂,而郑樵把植物排在前,动物列在后,扬弃了三
品分类方法,纠正了动植物排列次序,有些方面甚至反映了生物从低级到
高级的进化顺序。这一分类体系,比本草著作中反映的动植物分类知识有
所前进。

三是古代动植物学渊源于农医学实践。郑樵基于实践为主的基础上,
在究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农学、医药学对动植物学发展的影响。《昆虫草木
略》记载的动植物,种类多,涉及面广,既有农用动植物,又有药用动植
物,都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以所记载的植物为例,有杜仲、防风、
黄连、丹参、知母等药用植物;有稻粱、胡麻、豆等粮食作物;又有桔、
梨、木瓜、龙眼、橄榄、葡萄、榉、榆、石楠、钩樟、槐等果树和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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