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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节

资治通鉴全译_003-第2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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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殿堂,那些食物就当成腐烂发臭的东西抛弃掉。再者,无论什么等级,都蓄养妓女。而当官统治百姓的人,得到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离职回家之后,这些银两也维持不了几年,全都用在操办饮酒、歌舞的花销中了。他们所破费的东西象小山一样多,而寻欢作乐只在一时,于是他们更加悔恨以往在做官时向百姓索取得少了;如果能重新做官的话,他们便加倍地攫取、吞噬百姓的财物。这是多么违背道义啊!其余淫侈之事,数不胜数,这种习惯渐渐成了风气,而且日渐滋长,一天比一天严重,要想使人们恪守廉正清白,怎么能办到呢?真应该严格制定禁止的措施,用节俭来引导人们,纠崐正虚浮不实的弊端,使其耳目一新。对官吏失去节制的感叹,也是人们自己忧虑的,我正羞愧于不能使大家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要勉强去做,如果能以正直清白为前导,足能纠正那些凋残失节的弊病”。其三,认为“陛下您忧国忧民,挂念天下,不畏辛劳,以至于各部门都直接向您奏事。但是那些才短识浅气量狭小的人,既能靠近您,向您启奏,便想骗得您的信任,争相飞黄腾达,而不顾国家大局,不能心存宽恕,只一味地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过分苛细,以严酷为能干,把纠举别人过错并且呵斥驱逐人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使犯罪者增多,用巧妙办法逃避罪责的人也很多,滋长了弊病,增加了邪恶,实际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啊!我真诚地希望能达到公平的效果,革除奸佞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那样,全国上下就会安定,就没有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了。”其四,认为“现在天下太平无事,但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应该马上精简事务,节省掉一些花费。减少了事务,百姓就能修养生息,节省一些开销,国家就可以聚集资财。各机构应该自己对照职责范围,分别检查下属部门:凡是京师的官府、衙门、官邸、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有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掉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减省,以节约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因此,储蓄财货是为了能有大的作为,让人民休养生息是为了能让他们服大役。如果说小事不足以破费多少钱财,就任意花费的话,那就终年不会停止了。如果认为小的劳役不会妨碍百姓的话,那就会终年有劳役,百姓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像这样,就很难谈到国富民强,并且图谋远大的事业了。” 

  启奏,上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琛。大指以为:“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每苦倥偬,更增惑。卿不宜自同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傥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馀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又可法欤?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倚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贺琛启奏之后,梁武帝勃然大怒,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大致内容是:“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官署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只是图个虚名,向行路之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他们在密室里,你又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崐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如有朝会,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那些供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于是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在过白天,又象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不敢再说什么。 

  上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悲,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围棋无所不精。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口子了。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罢了。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但是宽待士大夫太过分,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很失之于苛刻挑剔。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江南一带长期安定,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武帝不喜欢他触及事实,所以大为恼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赫崐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臣司马光曰: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象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16'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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