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阻挠刽子手-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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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被安置到鞋厂当杂工，再复杂一点的工作巴扎诺夫也做不了。当然，精神错乱倒也谈不上。难道有人会雇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去杀人，即使只是有一点儿轻微的智障？当然，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世界首创，我们也常常以此为豪。宇航、芭蕾、稀释汽油理论、议会里的厮打——很多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别出心裁的。但不至于有人会傻到这种程度……
从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出来，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总检察院检察官卢琴科夫之死越来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坚定地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若只简单地将卢琴科夫之死当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马利科夫之死也应该同样看待，而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亲生的“瘾君子”女儿杀死的。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自杀，伊佐托夫议员杀妻未遂，商人谢苗诺夫命丧一场笨拙地违反交通法规的车祸，难道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无法得出结论。这些事情毫无关联，毫无相同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死法。
但是，在这些事情中也有特别之处。两个前往姆希塔罗夫住所的男人，现在虽然暂时还不能肯定他们是去找谁，但极有可能是去找姆希塔罗夫。姆希塔罗夫自杀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后，那两个男人也被杀了。
丽塔这次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这次与以前大不相同，她不感到有那么可怕和郁闷。这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帕维尔说，他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首先，这次别离不会像两年前的那次那么久。他向她保证约一个月后就回到她的身边。其次，他肯定会回来，他不能没有她，因为，他们正热恋着。
“你又要走了？”丽塔闷闷不乐地问道。
“不，小姑娘，我就在这附近。只是我们不能见面而已。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未完成之前，我不会回来。但一旦完成了这件事，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帕维尔故作轻松地笑着，但丽塔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她对他的感觉一向很准，哪怕是一点点的情绪波动，她也能很快地捕捉到。也许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他，也许是因为她有天赋的直觉。
四天过去了，丽塔又陷入了那种习惯了的生活。储蓄银行的工作是倒班制，一天是早班，另一天就是中班，隔周有一个周六班。不知怎的，她总觉得帕维尔会在某一天的下午回来。因此，每当她上中班时，她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总在想象着她那空荡荡的住所内的电话铃声会骤然响起。而当她上早班时，一到下班，她就会飞奔回家并在家默默地等待着。她就像一只被主人遗弃在车站的可怜而又忠诚的小狗，一天天、一周周地耐心迎候着每一辆过往的列车，盼望着主人会从一列火车上下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天她正好上早班。下班途中，她拐进了一家商店，购物速度很快，几乎是见着什么拿什么，然后就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丽塔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帕维尔，她不能停止对他的思念，她不想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想让这些事情打断她的回忆：在那两周内，他们爱得有多么挚热。因此，眼下她就忽视了钥匙在门锁里空转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在空转时还发出一种坏锁的“嘎巴嘎巴”的响声。对于一个有经验而且警觉性很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表明门已经被“别的钥匙”或者万能钥匙开启过，而且锁已经被弄坏了。丽塔虽然对此很了解，但她想的根本不是这些，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她推门进了屋。这时，一个黑影从背后闪了过来并用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她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丽塔的手松开了，购物袋滑落下来，跌落到地板上，三十个鸡蛋摔碎了，发出沉闷的碎裂声。丽塔死了。
那男人小心地将丽塔的尸体放到地板上，打开她的手袋，用带了手套的手取出小香水瓶，轻轻地打开了门。事情办得很成功，时间选得也非常正确，上班的人还在上班，不上班的人也大多去了商店。他站在门坎上，将香水瓶的瓶盖打开，在客厅的地板上洒了洒香水。他曾在客厅里停留过，好在他克制住了那种天然的好奇心，既没有去卧室，也没有去厨房。除了客厅留有他的痕迹和气味外，其他地方不会有。现在，客厅里的痕迹和气味也清除干净了。
洒完了香水，他轻轻地带上门，坐着电梯下楼，最终消失了。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寻访加里克·罗伯托维奇·阿萨图良的熟人，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个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年约55岁，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但一无所获，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也没有听到阿萨图良提到过这样的人。当然喽，阿萨图良记事本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自然也不认识这样的男人。
“真是咄咄怪事！”科罗特科夫摊着双手说道，“向导韦罗契卡告诉我们，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可以断定，他们之间彼此很熟。但这又怎么可能呢，阿萨图良周围的人谁都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们在撒谎，”娜斯佳闷闷不乐地说道，“他们在搪塞向导。”
“但这图的是什么？”科罗特科夫不解地说道，“我看这不符合逻辑，娜斯佳。若是熟人替一个亲近的人打掩护，这我还可以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但要是相反呢？既然不是熟人，也没有亲近的关系，那么，肯定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你还记得吗，一些罪犯相互打掩护，装做彼此不认识，这样的案子我们可遇到了不少。”
“在这件事情上，差不多就属于相反的情况，”娜斯佳耐心地解释道：“他们装做彼此很熟，甚至还在一起工作。其实呢，他们有可能只是在车上认识的，而且是初次相识。也有可能只是打过两次交道。”
尤拉还想说点什么，但没有来得及。他和娜斯佳对阿萨图良的熟人进行了一次依旧不会有结果的造访，现在正在返回途中。这时，他们见到谢卢亚诺夫正急匆匆地朝他们跑来。
“噢，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每个角落找了个遍，都快要累趴下了。快到头儿那里去，他们正发着火呢，命令我要尽快找到你们。”
谢卢亚诺夫说完转身就要走，但尤拉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大人物？难道有什么贵宾不成？”
“哪有什么贵宾呀！米沙正在那里，真不幸，他在替你们受罪呢。”
尤拉和娜斯佳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站到了自己的上司面前，这时，上司的秃顶已经急得通红了。米沙·多岑科，高高的个子，一双黑眼睛，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此刻他正坐在会议桌旁，一脸迷惘的神情。
“请坐，”戈尔杰耶夫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道，“我已经同米沙说了，现在轮到你们了。我的孩子们，我们遇到麻烦了。别紧张，别紧张，不是要责怪你们。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刚刚打来电话，他已经拿到了尤尔采夫自杀时所用毒药的化学成分的司法鉴定报告。长话短说，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很长，我们没有时间去谈它，我只想告诉你们结果：这种毒性发作很快的毒药是80年代初由情报总局实验室研制出来的。你们也知道，谍报工作常常是需要这种毒药的。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就是按那个实验室研制的配方制成的。只是在制造工艺上稍稍有所不同，但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稍有不同。工艺虽有所改变，毒性却一点儿也没变。我说完了，已经有半小时没有合上嘴了，真太累了。娜斯佳，你怎么看？”
“也许，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并不是情报总局生产的，”娜斯佳说道，“情报总局只是研究出了配方和工艺，后来有人加以利用。或者是偷走了许多药片，然后再仔细分析并做大量的实验；或者是偷走了技术文件。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来得简单些，也更为安全。甚至连文件也不用偷，只需找到一个人，给他钱，让他把文件给复制出来就行了。若是用实验的方法推算出配方和工艺，则需要大量的药剂，而情报总局实验室是不可能生产这么多药剂的。它生产那么多药剂有什么用，几乎可以毒死整个莫斯科的人了。这种毒药是专门为一些人生产的计件产品，是用于保护‘自己人’、消灭‘异类’的，再退一步讲，若有可能偷走这么大量的药，那么又何苦将其用于实验呢？干脆直接拿去用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专家就会说啦：尤尔采夫自杀所用毒药就是情报总局为其谍报工作研制的产品。这样看来，肯定是有人将技术文件偷走了并找到了可以制造这种毒药的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制造毒品的地下实验室。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维克托·阿列克赛那维奇，说实话，我们的专家们是怎么知道情报总局的谍报工作的？要知道，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这就是那种药，只不过稍稍有所不同。那么，他肯定对这种药的配方和工艺了如指掌。”
“说得对，”戈尔杰耶夫赞许地点了点头道，“这家实验室有一位专家，年届六旬，领导很礼貌地劝他退休。我真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