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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文武北洋-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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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市井有谁知国士(10)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是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说事儿呢——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前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中排坐者,右为其妻黄华,左为其妾徐粲楞,后排左三为杨云慧,当时已嫁为人妇。 
  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还有一事:“文革”时,杨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急忙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总理。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只是,被党内外许多人意味深长地称为“周”总理的恩来先生,为何独在杨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挨到危在旦夕时方亲口告诉外界?这里面的真实原因,恐为千古之谜矣!   
  市井有谁知国士(11)   
  八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我真想不出,这个从少年时即壮志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物》编辑部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发表后,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发表在湖北省委的《党史天地》上,而发行量很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将此稿挺大篇幅地摘发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他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这是救国啊,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之间;再后来,他摇身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词以蔽之:帝道也。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之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了,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九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革”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呆一会儿。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湘潭杨子先生之墓夏寿田题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党,两人私交甚密。夏的从政史比杨度还久远:慈禧太后当政时即应诏赴京做官,袁世凯时代出任过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墓“公府内史”,后因“筹安会”与杨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缉,直系当家时他出仕曹锟幕府,杨度得以成为曹大帅的政治顾问,保荐人即这位夏寿田。由夏氏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恐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卧碑是当代居士、书法家赵朴初生前所题,仅四个字:杨度之墓这显然为重建后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着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绍的文字有了称谓,第一句即是: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不断消逝,被魔鬼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就算是对中共最大的历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中,他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所开除只能是咎由自取。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共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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