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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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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为建设新中国找一条道路。
  同样是找道路:28年前找的是革命道路,是“破坏旧世界”的道路;现在找的是建设道路,是“建设新世界”的道路。
  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刘少奇;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斯大林。
  名副其实的“学生”与“先生”的关系。
  27日夜间,刘少奇一行驱车前往孔策沃别墅。从车里出来,刘少奇就看到了“先生”——斯大林。宾主互致寒暄后,进入大厅。
  这次会谈,表面上看来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因为一切都是在宴会中进行的。斯大林设了国宴来招待中国革命的胜利者们。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非常随意。但在会谈中,也涉及一些重大的问题。
  代表团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说,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平均每年6千万美元,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
  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并已经准备好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报酬问题,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按照中国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将由苏联政府向专家们补足。
  刘少奇强调说,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斯大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刘少奇提出,希望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希望在三四天后进行,以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求在苏联学习其国家机构的设置、工业及其他东西,以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斯大林很爽快,答应代表团的这一要求,并表示,苏联准备在学习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共代表团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
  由于没有同苏共中央会谈的经验,代表团对这次会谈没有进行详细的记录。到公寓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会谈的情况,并拟出下一次会谈的提纲。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的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能够有所依循,使会谈更有条理,更为系统,既使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中国问题有个透彻的了解,也使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通报中国情况,提出问题和征求意见。
  3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和要求。
  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的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
  刘少奇的报告送到斯大林那里后,斯大林在报告上作了诸多的批注,能够反映出斯大林的一些真实想法和认识。
  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在中国革命已基本上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今后中国的任务,是争取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新政府中,设立军事委员会,内阁之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并设立各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内阁总理,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形式相近于苏维埃制,是人民代表会议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刘少奇提出,中国不能过早地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斯大林在旁批注说:“对!”
  刘少奇还提出:“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因此,要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同时,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在后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就此表示同意,说,劳资矛盾暂时不要加紧、扩大,工人斗争不破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订劳资合同,避免破坏此合作。要使资本家变为友朋,使合作能长远。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刘少奇在分析了各种情况后,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以下几项原则:(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提出,“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刘少奇提出,束缚条件是不能答应的,但可以采取积极的办法,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刘少奇还希望,新中国成立时,苏联能够率先承认中国。
  斯大林批注说:“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对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斯大林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对的,“最好不急。”在会谈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即可承认。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特点就是,“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还提出,在外交问题上,“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斯大林对这一段批注说:“好!”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主要涉及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刘少奇说:“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斯大林批注说:“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斯大林批注说:“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
  7月6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准备在莫斯科学习苏联有关方面的问题。它包括:(1)苏联的国家机构;(2)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3)苏联的文化教育;(4)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
  刘少奇还提出,学习苏联方面这些内容的方式是,最好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内务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级机关、外交部、国家计划局、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党的组织部、工会、青年团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以至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刘少奇并在信中提出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培养新中国的政治干部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这个专门学校没有在苏联开办,而是在中国北京开办的。它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7月10日,刘少奇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参加宴会。11日晚,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苏共中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柯瓦廖夫等。会议多是斯大林谈话,其他人多是静静地听,很少插话、发言。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并开门见山地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
  斯大林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苏共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关于中苏条约,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当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刘少奇所提出的解决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斯大林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但明确说:“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的报告中就中苏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是投石问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涉及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定位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是肯定要面对的,而且肯定要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和谈判的。因此,预先探一探苏联方面尤其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在中共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在中苏条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回国后详细地进行了讨论,以准备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进行充分的谈判和磋商。
  毛泽东后来与斯大林谈判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两国的关系问题,从外交方面而言,是很重大的,从政治上而言,又是新中国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废除旧约,另签订新约。1949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大林谈判时说:“中国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斯大林的态度不仅仅是暧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舍。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并且须相当大的修改。”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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