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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3节

小说: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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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很早就动身前往堂子行礼,然后回宫接受朝贺。清王朝的八旗王公、文武大臣齐集殿下跪拜,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等满洲王公;有范文程、洪承畴、孟乔芳、张存仁、祖泽远、李率泰等汉军将领。同时朝贺的还有朝鲜国王李倧派来的使臣、外藩蒙古王公以及远在大漠以北的阿禄喀尔喀使者。朝贺完毕,盛京皇宫里大摆宴席,款待王公大臣及远方宾客。    
    仪式结束,小皇帝还宫,多尔衮等人开始处理朝政。多尔衮向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提出:当年攻取朝鲜江华岛时,对朝鲜国王之妻有不杀之恩,因此经常得到朝鲜国王公馈赠,今天身为辅政,“谊无私交”,并向众人提出“此等馈遗,永行禁止”,得到诸王大臣们的一致同意《清世祖实录》,卷3,2~3页。这件小事有着极重大的意义,证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在皇位更迭国君年幼的重大时刻,能够摒弃私利共谋朝廷大计,为以后举国一致挺进中原提供了保障。这和那些只靠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花的明末君臣们不啻是天壤之别。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1)

    历史学家早已得出结论:明之亡自神宗始。说见《明史》,原文曰:“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曼。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明史?神宗本纪二》,卷21。    
    的确,明神宗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始作俑者。但是,事出有因,而且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明神宗初即位,仅仅是个刚到十岁的孩子,一切大权操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可以说那是张氏的天下。    
    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是把天下(国家)看作是人民的天下,而看作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黄宗羲为此而作《原君》,大张挞伐,斥之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可惜黄老夫子的思想尽管切中时弊,却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明神宗即位之初,张居正秉政,有人用家天下的老眼光看他,颇有微词,事实上他是较为进步的改革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根据政绩升迁官吏;改革赋役,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任用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训治理黄河,消除水患;加强边防,调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防御蒙古,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防御女真。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时,明王朝已完全摆脱了自英宗以来的衰势,“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据说国库的粮食充盈,足可以支用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卷213。    
    由于张居正独揽大权,随着明神宗年龄的增长,相权和皇权的矛盾也逐渐加剧。特别是张居正本人的确过分专横,尽管年轻的明神宗表面上仍尊称张居正为“元辅先生”,一些同僚及属下勉强忍耐于一时;但从张居正曾被迫辞职一事推测,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只是由于慈圣皇太后(神宗生母)的缘故,才维护到张居正病逝。史载明神宗和张居正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钱作梗,明神宗奢侈浪费,居正曾限制,后来“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明史?张居正传》,卷213。张居正尸骨未寒,明神宗就实施报复了,以将其财产夺为己有为目标,先是罢免张居正任用的大臣,继之取消他制定的政策。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下令追回赐给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等称号,次年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在张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明神宗仍嫌不足,严刑拷打之下,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明史?张居正传》,卷213。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一生的张居正身死名灭,家破子亡,仅子女被饿死空室中就有十几人,明神宗还说这已经算宽大了,按照其罪是应该剖棺戮尸的。    
    明神宗处置张居正,表现出一个封建专制君主的传统劣根性,抄家财雷厉风行,不厌其多,而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却置若罔闻。他本人一不勤理朝政,二不开经筵日讲,三不躬亲大祀,四不批答奏疏,五不补任缺官。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明神宗因此停止朝贺,以后连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的大典也取消了。夏燮:《明通鉴》,卷69。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对此有一篇耐人寻味的奏疏。他说: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十宦官)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隽、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明史?雒于仁传》,卷234。    
    雒于仁认为明神宗是一个患上“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之人,还在奏疏中开了“酒、色、财、气”四句箴言,作为药方献给神宗,希望他能改过从善。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幸亏已经到了年终,压了十天。到了第二年大年初一,召见阁臣申时行等,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大臣们告诉他,如果公布雒于仁的罪状,外面人反而以为陛下真的患了酒、色、财、气四病。明神宗也觉得这样确实对自己不利,于是把雒于仁免职结案。    
    明神宗虽然不履行皇帝的职责,但也并非无所作为,对如何掠夺财富他还是绞尽脑汁的,“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和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环绕紫禁城的宫墙,长三公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24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3000人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2000口之多。参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2~13页,中华书局。庞大的宫廷开支使张居正执政时积累的白花花的银子不断减少,明神宗尽管心疼,但却无意收敛。    
    明神宗亲政后,明朝接连对外用兵。万历二十年(1592年),用兵宁夏,军费耗银200万两。同年冬天出兵援助朝鲜,帮助反击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首尾8年,军费用银700万两据《思庵实纪》所载:此次战争,明朝共耗费米54万石,金53万余两,银15万余两,帛39万余段。此依《明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用兵播州,又花掉二三百万两银子。而这几次战争期间,紫禁城内发生了数起大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都需重建。明神宗本是好聚敛的皇帝,怎能容忍再动用那为数有限的内帑,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派出大批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搜刮民脂民膏。派往各地的宦官有:    
    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湖广则陈奉,而(陈)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明史?陈增传》,卷305。    
    根据以上记载,这些宦官们搜刮所得送给明神宗的“不及什一”,十分之九装进了个人的腰包。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2)

    诸多矿监税使中最残暴的是陈增、陈奉和高淮三人,而高淮前往征税的地方正是靠近女真人的辽东地区。明代的辽东,“南当倭,北当虏”,为九边重镇之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故明人称之为京师左臂。高淮打着钦差的旗号,在辽东无恶不作,以征税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据《辽东残档》反映,连七八十岁的老翁都是他搜刮的对象。与高淮一同前往辽东的巡按御史何尔健,以亲身经历揭发高淮的具体罪恶如下:    
    今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二十五日,(高)淮自山海东来,又携带姚安、李官二内相,各带挂搭无赖百人,违禁私渡边关,与淮各乘八人大轿,由前屯、宁远、广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宽奠、清河、叆阳、沈阳、辽阳等处,无一城堡不到,无一村屯不被骚扰。即在广宁一处,除高淮打劫不计外,二内相诈董产银一百两;余有庆银一百两;徐继美银一百两,貂皮二副;荀朝阳银一百五十两,鞍辔一副;高铨银三百两;姜显谟人参四斤,貂皮四副,银钟盘四副,马二匹;傅元勋人参十斤,貂皮四副,金钟盘二副;钟鹤年人参十斤,银一百两;杨辉人参四斤,银二百两。其余三五十两,六七十两,难以计数。旬日之间,二人所得,已不下三四千金矣……近辽人为之谣曰:“内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又曰:“皇天不睁眼,内相抹了脸,辽东人遭殃,不久要逼反。”飞言偶语,匿名揭帖,遍满街衢。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校编:《按辽御珰疏稿》,72~73页,中州书画社。    
    高淮根本不是在征税,完全是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他在辽东地区“搜刮士民,取金至数十万”,弄得地方民怨沸腾,十年之间竟发生十次反对高淮的民变。高淮在辽东征税期间,任意干涉辽东军政,破坏辽东战守,辽东总兵马林不服,竟被高准弹劾罢免。他带领家丁300余人,金鼓震天,到处招摇,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给事中田大益、御史刘四科等多人上疏弹劾高淮挟兵潜住京师为数百年未有之事,明神宗不闻不问。高淮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斥责高淮并无镇守之责,明神宗袒护高淮,公然扯谎说:“朕固命之矣。”《明史?高淮传》,卷305。可见明神宗只要这些宦官们源源不断地向他进奉金银财宝就放行,根本不考虑其后果如何。    
    高淮在辽东拼命掳掠财富之日,正是满族崛起之时。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被明朝任命为龙虎将军时,他已经统一了周围的建州各部,并把锋芒指向扈伦四部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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